當前，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國開啟了自主自強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征程。一流大學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被賦予更深刻的歷史使命——既要堅守基礎研究主陣地，聚焦“從0到1”的原始創新突破，為顛覆性、引領性技術提供重要理論支撐和方法支撐，同時回答人類、自然和宇宙等重大科學問題，如人類起源、生命奧秘、宇宙演變等，又要勇擔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任務，深度融入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真正實現“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促進科技成果加速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支撐引領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高校科技成果轉化需解決的主要障礙

　　1.高校科技成果可轉化性有待提高

　　當前，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突出表現為創新鏈與產業鏈之間的“錯位”。過去我國高校科研以興趣導向的自由探索為主流，大量成果僅停留在論文和專利階段，缺乏中試熟化及應用的要求和驅動，導致實驗室成果與市場需求間存在顯著的“代際差”，這一科研模式形成了相應的評價體系和指揮棒。截至2023年底，我國高校有效發明專利總量達79.4萬件，科研機構有效發明專利擁有量達22.9萬件，合計占國內有效發明專利總量的四分之一，然而，大量專利未能實現有效轉化。這種“重數量輕質量”的專利堆積現象，暴露出創新鏈與產業鏈間的嚴重“供需脫節”。一方面，科研活動過于側重論文發表，導致基礎研究與市場需求存在顯著“代溝”；另一方面，校企合作存在需求匹配度低、合作層次淺、持續效能弱等特征，多數合作僅停留在“點狀攻關”層面，難以供給企業亟須的“即插即用”技術，最終形成“實驗室看似有貨、市場卻無客源”的斷鏈困局。這種供需兩端如同隔著一堵無形的墻的現象，既浪費了科研資源，也阻礙了產業升級的系統性突破。

　　2.職務科技成果轉化仍存在制度上的“中梗阻”

　　現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與科技成果轉化需求之間存在深層次矛盾。一方面，國有資產監管要求專利作價入股必須納入嚴格的考核體系，這與市場化轉化追求的靈活性形成制度性沖突；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多部門協同的政策支持，科技成果單列管理模式推進緩慢，進一步限制了科技成果的市場化效率：具體表現為審批流程煩瑣、風險追責機制僵化以及收益分配不合理等問題。盡管部分省份和高校已在該方面進行了試點改革，但大部分高校、科研院所仍受限于國資監管框架。這些束縛不僅影響了科技成果的有效轉化，也抑制了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力。

　　3.技術轉移機構和隊伍建設存在“卡點”“堵點”

　　實驗室的原創性科研成果實現轉化，進入市場應用，是一項艱難和富有挑戰性的工作，許多教師并不擅長這項工作，亟須專業型的人才和機構協助和支撐完成。當前，專業化中介體系存在“生態斷層”，主要體現在技術轉移服務鏈的斷裂，既懂技術、市場又熟悉政策的復合型人才嚴重匱乏。歐洲國家科研人員與技術經理人的配置比例約為25:1，我國高校專任教師已超200萬人，但專職從事成果轉化的人員1萬多人。而且技術經理人培養體系存在三大關鍵缺失：認證體系不健全、培養機制不完善以及職業發展通道不暢通。這些問題的疊加導致技術轉移服務鏈條難以形成完整閉環，嚴重制約了科技成果從實驗室向市場的有效轉化，進而阻礙了科研成果的實際應用和產業化進程。

　　4.早期資金支持斷層導致難以跨越“死亡之谷”

　　早期項目支持存在“制度性真空”，導致許多科創項目難以跨越所謂的“死亡之谷”。根據科技部科技評估中心發布的《中國科技成果轉化年度報告(2023)》，超過70%的科創項目由于缺乏概念驗證和天使投資，在實驗室階段便停滯不前。我國的風險投資中，僅有5%的資金投向種子期項目，這一比例遠低于以色列的30%，導致大量具有潛力的硬科技項目因資本的“風險厭惡”而無法繼續發展。這種早期資金支持的斷層，本質上是市場規律與創新規律的錯位。當資本追逐短期回報時，那些需要長期培育的硬核科技項目，往往在萌芽階段就被扼殺在搖籃之中。為了改善這一狀況，既要通過政府引導基金撬動社會資本，建立適應早期創新的容錯機制；也要完善概念驗證中心和天使投資網絡，讓資本與技術在“死亡之谷”之間架起橋梁，幫助有潛力的項目順利從實驗室走向市場。

　　上述四大問題形成了一個“互為因果、彼此強化”的負向循環：供給端的質量缺陷削弱了資本的信心，導致金融支持不足，進一步加劇了科技成果成熟度的不足；服務能力的薄弱又導致了轉化效率低下；而制度上的約束則限制了解決這些問題的空間。這種系統性梗阻使得我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率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顯著差距，成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的突出短板。要打破這些障礙，需要積極響應黨中央號召，守正創新，重塑高校科技創新評價體系。并構建“制度突破—服務重塑—金融創新—產業協同”的四維改革框架，推動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和人才鏈的深度融合，進而有效提升科技成果轉化效率，促進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

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思路與舉措

　　1.源頭創新：基礎研究支撐高質量供給

　　西安交通大學堅決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科技創新的重要論述，以“扎根西部、服務國家、世界一流”為辦學定位，致力于通過強化基礎研究提升高質量科技成果的供給。學校構建了“大科學裝置—全國重點實驗室—學科交叉平臺”三級聯動的創新體系。依托11個全國重點實驗室、3個國家級產教融合創新平臺、1個國家醫學中心、1個電磁驅動聚變大科學裝置以及8個“雙一流”學科、19個ESI前1%的學科，同時布局了量子科學、機器人技術、微電子(集成電路)、綠色化工與新材料等新型科研平臺，通過“學科交叉特區”的建設，推動數學、物理等基礎學科與工程學科的深度融合，催生變革性技術，為培育新質生產力奠定了堅實基礎。這一戰略布局不僅提升了學校的科研實力，也為國家科技創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學校通過一系列政策的推動，既鼓勵面向人類重大問題探索的基礎研究，又引導相當比例的青年教師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開展基礎研究，為原創性、顛覆性技術提供重要支撐，發揮好高校科技創新策源地作用。

　　2.路徑創新：需求牽引產學研深度融合

　　學校突破傳統校企合作模式的局限，突破“甲乙雙方、一紙合同、一個項目、一筆經費”的舊框架，探索構建了“一中心、一孵化、兩圍繞、一共享”的“1121”產學研深度融合新模式。

　　“一中心”重構研發體系：聚焦國家戰略需求，落實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堅持把企業作為創新決策、研發投入、科研組織、成果轉化主體，與多家領軍企業共建校企深度融合聯合研發中心，實行“雙管理、雙首席、雙簽字、雙導師”的深度融合機制，解決了能源裝備、集成電路等領域的技術難題。

　　“一孵化”貫通創新鏈條：在校企深度融合的同時，建立由大企業承載的孵化器，引入金融資本、種子基金和天使基金，組建職業化技術經理人團隊和科技成果轉化專員，解決教師在推動科技成果轉化中存在的市場、金融、管理等方面不足的問題，打通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開發到產業化的科技創新鏈條。

　　“兩圍繞”驅動雙向循環：一方面，圍繞產業鏈需求部署創新鏈，推動11個全國重點實驗室與區域產業精準對接；另一方面，圍繞創新鏈成果布局產業鏈，如與榆林共建的氫能零碳分布式智慧能源產業園已初具規模，建成首條千噸級高品質原鎂生產線，推動金剛石超寬禁帶半導體單晶材料、5G復合器件量產突破等，就地轉化科技型企業214家，13家企業被納入重點上市培育動態管理清單，形成創新鏈和產業鏈的良性互動。

　　“一共享”破解人才瓶頸：充分發揮一流大學和高水平研發平臺對海外高層次人才的吸引力，通過“高校招、企業供、政府助、協同用、多方贏”的“校招共用”機制，聯合領軍企業引進324名高層次人才，遴選995名企業導師，有效支撐卓越工程人才的培養，同時降低了企業的人才成本。這一系列舉措不僅優化了人才結構，還促進了產學研各環節的協同發展。

　　3.機制創新：賦權改革破除轉化梗阻

　　構建全鏈條協同機制。學校構建了“1+2+X”協同管理體系，以賦權改革和服務保障體系為核心，打造全鏈條創新生態，有效破解了科技成果轉化中的“堵點”。設立科技成果轉化工作領導小組，建設國家技術轉移中心和科技與教育發展研究院兩大支撐平臺，構建“X”類資源聯動機制，聯合風險投資基金、雙創基地等多方力量，形成了“校內研發—校外孵化—市場反哺”的閉環系統。

　　賦權改革激活創新動能。學校構建了“先使用權賦權—后所有權轉化”的新模式，制定《教職工校外兼職和離崗創業管理辦法》，允許教師帶技術離崗創業，同時保留其人事關系和社保待遇，消除了他們“不敢轉”的顧慮。推出了“股權+現金”的混合收益模式，提供“分期支付”和“先使用后付費”等靈活方式。此外，將科技成果轉化業績納入職稱晉升考核指標，這些舉措不僅提高了科研成果的轉化效率，還有效激發了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力，為學校的科技創新注入了新的活力。

　　培育專業轉化服務生態。學校以創新服務機制為突破口，構建起全方位的服務保障支撐體系。打造全國首家技術經理人學院，系統開設技術評估、商務談判、知識產權運營等核心課程，“訂單式”培養“科技紅娘”，推動科技成果與企業和金融資本對接，形成“科學家+經紀人+企業家”鐵三角服務模式，通過跨界團隊協作提升科技成果轉化效能。構建“2+4”評估模型，從技術門檻與市場潛力兩大核心維度展開科學研判，分別聚焦高水平科研團隊和高技術壁壘、商業價值認知和應用場景適配性，確保篩選出的項目兼具技術含金量與市場爆發力。

　　打造科技金融生態。學校聯合政府、企業打造“創投小鎮”，創新推出“一基金、一平臺、一園區、一超市”金融矩陣——設立天使創投基金、搭建股權交易平臺、布局基金產業園區、運營金融超市，常態化舉辦創投路演活動，吸引北上廣深等地風險投資基金和產業引導基金入駐，加速金融要素集聚。實施“科技金融進創新港”專項行動，構建起“春種基金—天使投資—風險資本”接力支持機制，助力早期項目跨越“死亡之谷”。同時，鼓勵境外資本參與創新港企業投資，深化與三大證券交易所合作，開發科技金融新產品，全方位構建創新港金融生態閉環。

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進一步思考

　　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復雜形勢，科技與產業深度融合步伐不斷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任務愈加迫切，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在科技成果轉化中承擔更加重要的使命。

　　一是構建以需求為牽引的有組織科研體系。圍繞國家戰略需求與區域產業痛點，建立“卡脖子”技術清單及科研攻關路線圖。在基礎研究、應用開發和產業孵化的全鏈條布局中強化原始創新與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推動更多“從0到1”的原創成果實現向產業需求端的有效轉化。

　　二是推動產學研深度融合的協同創新。建設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改革示范區，與龍頭領軍企業共建企業主導的創新聯合體，深化和完善“共同出題，共同答題，共同育人，共同受益”的協同創新模式。推動科研團隊與產業需求深度協同，實現技術攻關、中試熟化、產業化落地的全鏈條銜接。

　　三是優化布局異地研究院，推動成果孵化轉化。堅持“企業主體、人才主力、市場主導、政府主推”的原則，引導科學研究圍繞區域發展需求展開，通過搭建基礎研究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雙飛地”融合平臺，打通基礎研究—成果轉化—產業應用全鏈條，使異地研究院真正成為對接地方產業資源、匯聚高層次人才、開展科技成果轉化的外延碼頭。

　　四是逐步深化國際合作，助力科技成果服務全球福祉。不斷完善產教融合、校企協同國際合作機制，推動產教融合走向“一帶一路”。承擔上合組織大學中方校辦任務，持續匯聚“絲綢之路大學聯盟”“黃河流域大學聯盟”高校和在陜高校、科研院所的高質量科技成果，提高科技成果供給能力。推動學科創新引智基地、國際合作聯合實驗室建設，促進科技創新水平提升。

　　五是健全科技成果轉化服務體系。完善金融資本支持科技創新的激勵機制，發揮種子基金、天使基金、前端創投的重要支撐作用，引導資本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完善科技成果超市、技術交易平臺。依托技術經理人學院，培養專業化人才，推動科技成果高效運用轉化。

　　六是推動體制機制改革向縱深發展。完善科技成果轉化辦法，推進科技成果單列管理、國有股權彈性回購等制度試行。優化科研評價機制，將成果轉化效益、技術標準制定、產業應用案例等納入職稱評審和績效考核中，用實際應用貢獻評價科技成果質量。

　　【作者：張立群，中國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學校長】

　　(原載2025年第10期《中國高等教育》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