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設教育強國所內含的“教育對外開放”和“全球教育治理”多元事項中，普遍存在著“國門學校①”這樣一類特殊載體。這萬余所國門學校集中分布在我國沿邊境區域，對外承擔著睦鄰、安鄰、富鄰的國家責任，對內擔負著穩定邊境、繁榮邊疆的特殊使命，既是溝通和聯結國內外的重要文教交流通道，也屬展示國家形象和傳播中華文明的重要窗口。尤其在面向周邊國家的人文交互、精神守土和文化輻射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可形成國家經略周邊的重要窗口和先導示范，深化拓展為支撐和服務“一帶一路”的新興增長點。但由于長期以來的資源投入和發展累積不足，絕大部分國門學校的整體實力還相對有限，離高水平發揮人文交互、精神守土和文化輻射作用，高水平支撐教育強國建設還有一定差距。急需通過國家政策的傾斜性支持助力其走向更高水平。鑒于此，本文特在國門學校特殊優勢和發展掣肘系統分析的基礎上，聚焦教育強國建設對國門學校發展的新興要求，針對性地提出辦好國門學校的路向思考，以期為教育強國建設中的國門學校發展統籌提供一定參考。

　　一、在教育強國建設中辦好國門學校的價值意義

　　國門學校在我國教育系統中雖不占有絕對的規模優勢，但其“空間區位上的沿邊交互性、發展定位上的窗口示范性、作用發揮上的輻射堡壘性”[1]等特征良性耦合所生發的多重功用，對教育強國整體效能生成具有多維促動價值，集中表現為結構樣態和功能輸出兩個方面。

　　(一)辦好國門學校是通過弱勢扶持來補齊教育強國建設短板的關鍵一環

　　當下表述各異的教育強國建設內涵理解，總體上都具有“以強的教育來支撐和服務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走向強盛”的一致認識②。從這個意義上看，“強的教育”要求的是系統內的每一種結構、類型的教育都要強，都要能有主有次、有先有后地協同產出最大效益。換言之，教育系統中的任何類型短板、結構短板，都難免會影響和制約整個教育系統的發展強盛。

　　而現實中，我們的國門學校發展還存在多個方面的不足，可謂是教育強國建設中亟需補齊的關鍵短板。首先是師資水平方面的現實短板。2022年度，全國94所國門大學的校均教職工規模僅650人，遠低于全國普通高校952人的平均水平。擁有博士學歷的專任教師占比為7.16%，僅為全國普通高校平均水平的1/4。其次是辦學投入方面的現實短板。截止2023年底，全國94所國門大學的校均固定資產總值不足4億元，遠低于全國普通高校8.13億元的平均水平；全部國門大學2023年度決算總經費不足350億元，總體上與國內高水平高校存在極大差距。再次是發展積淀方面的現實短板。在全國第五輪學科評估中，國門大學尚無A類學科， B類學科數量不足5個；全部國門大學的研究生招生數(含博士研究生)不足16000人規模，碩士學位授權點(一、二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在250個以下③。可見，即便在不考慮廣泛分布于140余個邊境縣上萬所國門中小學的前提下，多項研究表明：邊境縣的教育投入能力、中小學的實力水平、高層次師資集聚等，都遠低東部發達省區平均水平、低于各省會中心城市平均水平[2]，國門學校在我國教育系統中的弱勢地位總體上極為分明顯。以此來看，在教育強國建設中更大力度支持國門學校發展，因地制宜辦好國門學校，本質上就是以國門學校發展弱勢扶持補齊教育強國建設類型短板，進而更好產出全國教育系統整體功能和效益最大化，最終全面支撐和服務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的關鍵環節。

　　(二)辦好國門學校極大有助于教育對外開放和全球教育治理的內生挖潛

　　當前，我國共有云南、新疆、內蒙古、吉林、黑龍江等9個省區在陸疆上與朝鮮、俄羅斯、蒙古、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印度、尼泊爾、不丹、緬甸、老撾、越南等13個國家接壤，在45個沿邊境地級市內廣泛分布著超過94所的國門大學和萬余所的國門中小學。這些“國門學校”地處邊境地區，與他國直接相鄰，對外承擔著睦鄰、安鄰、富鄰的國家責任，對內擔負著繁榮邊疆、穩定邊疆的特殊使命，是溝通國內外的重要文教交流通道，是展示國家形象和傳播中國文化的重要窗口。尤其在以“教育對外開放”為紐帶的“面向周邊國家的人文交互、文化輻射、精神守土”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可形成國家經略周邊的重要窗口和示范先導，深化拓展為教育強國建設支撐和服務國家“一帶一路”的重要支點和關鍵紐帶[1]。

　　就“教育對外開放”功用發揮較為明顯的國門大學而言，在面向南亞東南亞輻射中心區域內，云南省高校具有做強“留學中國”品牌的特殊優勢；在國家向西開放區域內，烏魯木齊市1500公里半徑內的中亞國家幾乎無高水平大學；在構筑向北開放新高地區域內，東北三省及內蒙古高校具有先天的外向輻射和國際交往優勢。但客觀來看，由于地理區位、資源稟賦和發展累積的多元耦合，區域內國門學校的整體實力還相對有限，距離高水平發揮人文交互、文化輻射和精神守土作用還有一定差距。為此，急需通過傾斜性的政策支持助推國門學校高水平發展，進而使其更好支撐和服務教育對外開放事業。尤其西南、西北是“一帶一路”的重要交匯節點，這些區域內高水平的國門學校發展，有望在面向周邊國家輸出教育公共產品、服務國家周邊外交、做強“留學中國”品牌方面收獲事半功倍的成效[1]，進而以點帶面地擴散成我們更好參與全球教育治理的新興增長亮點。

　　二、當前國門學校的特殊優勢和發展掣肘

　　作為我國教育系統的特殊組成，國門學校既保有一般學校的本質功能，也因“國門”的多重意蘊而衍生出“超越國門積極拓展外向輻射，位居國門守衛國家精神領土，立身邊境組織實施教育教學活動”[3]等特殊優勢，同時也因多維現實制約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發展掣肘。

　　(一)精神守土上的沿邊優勢明顯，但整體實力不強

　　從地理區位上看，超60%的國門大學分布在國境線200公里范圍內，且近10所國門大學距接壤國相關省級中心城市的直線距離小于100公里。一方面形成了“學校沿邊、文化抵邊”的明顯優勢，但另一方面是學校發展的實力掣肘。近20個邊境市(州)無本科層次的國門大學，且所有國門大學中的本科高校僅占全部國門大學的29.8%，專科高校占比卻高達70.2%。即便國門學校中整體實力最強的延邊大學，其QS世界大學排名也在全球千名以外④。相反，它國接壤區域內卻有一批整體實力不俗的高校，背后潛藏著我們在文化主權和文化領土上失守的可能風險。典型的如巴基斯坦拉合爾大學、俄羅斯比羅比詹師范學院等，其在與我國接壤區域內具備較強辦學實力和區域競爭力⑤。在國門中小學層面，超過90%的國門中小學都分布在國境線100公里范圍內，更有近5%的國門中小學直接分布在各類口岸區域⑥，大量招收有接壤國的跨境就讀學生，以及相當數量的跨境民族學生，雖有效保障了跨境民族文化的中華文化主流特質，有效抵御了西方勢力在邊境地區的惡意滲透，但與各類一線城市乃至省會中心城市的優質中小學相比，其整體實力還較為有限，亦在極大程度上限制了其應然功能的更好發揮。

　　(二)國家軟實力拓展上的導向明確，但輻射效果有限

　　從發展定位上看，各國門學校基本上都確立有鮮明的外向輻射導向，都具有積極拓展國家軟實力、積極參與全球教育治理、積極深化區域性國際化合作發展的意愿。如延邊大學與接壤的朝鮮6所高校實施深度合作，與毗鄰的韓國84所高校具有交流合作；黑河學院與接壤國俄羅斯的近30所高校建立合作關系；百色學院與接壤國越南3所高校建立合作關系，與毗鄰的泰國12所大學和4個簽訂合作協議框架等⑦；德宏州拉影國門小學與雷基市洋人街華僑佛經學校簽訂合作協議，瑞麗市銀井小學按照“邊防部隊、地方黨委政府、教育部門”三方聯創的模式打造特色跨國學校，解決境內外邊民子女“上學難”問題[4]。但就實踐推進看，這種輻射拓展更多停留在為接壤國培養華文師資、開展短期語言生教育、招收邊民子女入學等事項上，即便是國門學校中綜合實力最強的延邊大學，其也僅招收有來自16個國家的留學生102人，外向輻射效能總體上還有極大提升空間。不僅如此，與蒙古國相鄰的昌吉學院，與哈薩克斯坦相鄰的伊犁師范大學，與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同時相鄰的喀什大學等一眾高校，其在拓展國家軟實力、服務周邊外交上的實際效果和應然功用間亦存在相當差距。

　　(三)辦學實踐上的文教跨邊廣泛，但政策供給不足

　　從辦學實踐上看，除國門大學廣泛招收接壤國來華留學生外，相當部分的國門中小學亦招收有來自接壤國的大量跨境就讀學生及無國籍學生，屬于典型的“文教跨邊”。以輻射南亞東南亞的云南為例。早在2017年9月的入學季，跨境進入我國接受小學教育的外籍學生規模就達7000余人、初中達1000余人，普通高中和職業高中達1000余人[5]；以具體的邊境縣區為例。2019年在隴川縣就讀的外籍學生達621人，2020年在耿馬縣就讀的外籍學生達808人、在滄源縣就讀的外籍學生達1216人[6]；具體到單一的國門學校上，作為中緬邊境上第一所國門學校的銀井小學，現有緬甸籍學生61人，占全部學生總數的46.92⑧。此外，在國門大學領域，在2022年來滇留學生的10720名留學生中(老撾學生1834人、泰國學生1696 人、緬甸1168學生人、越南學生777人、印度學生779人、孟加拉國學生621人)，有近半數的學生進入到沿邊境州市的國門大學就讀[7]，可謂在“引進來”的教育對外開放方面拓展了新的實踐領地，形成了我國文教事業在地理邊疆上的延伸，以及文教主權在傳統國境上的超越。但客觀來看，由于國門中小學招收外籍學生(無國籍學生)在國家治理層面無據可依⑨，“其在高中階段不能進入中國國家學籍網，不能參加中國高考，因此只有少數學生進入普通高中讀到高一或高二結束，取到結業證返回原居住國，還有零星的學生進入中等職業學校繼續接受職業技能培養”[5]，加之國門大學留學生培養中的學歷生占比較低，一定程度上也浪費了“儲備高端涉外合作人才”、早期介入培養“知華友華愛華”人士的有益時點。

　　三、教育強國建設對國門學校發展提出的新要求

　　教育強國建設對國門學校發展的新要求，本質上就是國門學校科學應對發展環境變化的著力點，聚焦教育強國建設所內涵的“國門學校自身強”和“國門學校服務強”兩個維度，具體闡釋如下。

　　(一)國門學校“自身強”方面

　　國門學校的“自身強”，歸根結底就是要在不斷強化國門學校固有功能發揮的基礎上，更好輸出與國門學校應然功能相符的整體效能。

　　1.“立身邊境”組織實施教育教學活動，貫徹落實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

　　由140個邊境縣、58個團場，共計2.2萬公里國境線組成的“國門學校集聚區”，一方面是我國文教事業發展普遍薄弱、優質教育資源供給相對有限的區域；但另一方面，這些區域亦廣泛分布有大量的教育適齡人口、相當部分的跨境民族兒童和一定數量的無國籍兒童，滲透著相當數量的西方NGO組織，部分地區甚至還潛藏著以“三股勢力”為代表的多種不安定因素。可以說，國門學校集聚區既是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和邊境安全問題密切交織的區域，也是民族國家構建多元問題夾纏的區域[8]。因此，在黨的二十大確立的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尤其是“制度型開放”的總基調下，如若國門學校無法在相關區域內切實擔負起“組織實施教育教學活動，貫徹落實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的應然作為，則一方面可能導致這一區域的國家教育主權旁落，形成外部勢力對區域教育發展和民眾精神文化的肆意侵蝕，進而連帶削弱相關群體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另一方面也會因區域發展動能培育的教育支撐不力，大幅損耗我國的邊疆建設成就和“興邊富民”事業，最終影響和阻礙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整體進程。從這個意義上看，國門學校不僅應在邊疆區域內維護國家的文化主權和教育主權，同時還要為建構區域文化秩序和邊疆繁榮穩定積極獻力，更要在教育教學活動的實施中貫徹落實好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

　　2.“位居國門”守衛國家精神領土，鑄牢中華民族文化邊疆

　　文化邊疆從來都不是穩定不變的，其既可隨文化的擴散與輻射而擴大，也會因文化認同消解而縮減或喪失。本質上，我國的文化邊疆即中國文化影響力所及的地方，是通過物質流動、民族民間人員的互訪、民族之間官方的交往方式建構起來的[9]。而物質的流動、民族民間人員的互訪、民族之間的官方交往，最為直接的紐帶和持久的載體便是“文教”事項，典型的如：唐朝時期藉由鴻臚寺對各國來華留學生的接收和管理，使其可于國子監六學中學習中華文化和當時的先進生產技術[10]，伴隨這些人員的學成回返和作用發揮，我們對周邊地區產生了廣泛而深遠文化輻射，形成了以中國本土為地理中心、以中國文化為軸心的儒家文化圈[11]。客觀來看，一方面，我們歷史上與他國文教交互越是頻繁和深入的區域，往往也是中華文化影響越深、民間交往越高效的區域。如中華文化對中南半島、朝鮮半島、中亞區域的積極影響。但另一方面，由于相當長一段時期的邊境學校及邊疆民族地區教育發展不足，加之外部勢力惡意的思想意識形態滲透，我們廣泛分布有跨境民族的區域，甚至那些一度屬于中華文化邊疆的小部分區域，亦在一定時期對“我”產生一定程度的誤解和敵意，嚴重危及我文化邊疆乃至實體邊疆安全。故從這個意義上看，作為國門區域重要“文教載體”的國門學校，理應在當前及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責無旁貸地聚焦“文化邊疆建設”內涵發展，切實擔負起規避文化理解偏差、增進民間交互往來、積極守衛精神領土的時代責任。

　　3.“超越國門”積極拓展外向輻射，助推國家文化軟實力提升

　　現代社會，一國文化軟實力能在多大程度上輻射到域外，則也就意味著國家影響可拓展到多大范圍。而文化軟實力的輻射與拓展，需以承載特定文化群體的流動為載體。因此，籍由“來華留學生”這一文化群體流動而形成的文化軟實力拓展，明顯隱含著“培育一批人、影響一片地”的深層效用。在這一點上，國門學校具有其他各類學校所無可比擬的先天優勢和功能屬性。現實中，那些在特定區域內具有較高發展水平的國門大學，大量招收有接壤國、毗鄰國的來華留學生，且這些留學生往往還屬于生源國的較高社會階層。如西南某省每年都需依由外交渠道優先保障一定數量的中國政府獎學金名額，按政策專項招收接壤國留學生[7]。在文化外向輻射和國家軟實力拓展的角度，如若能將這些群體培養為“知華、友華、愛華”人士，其在相關民間交往乃至國別合作中的可能效用尤其值得期待。不僅如此，各類國門中小學也普遍招收有一定數量的接壤國跨境入學兒童，在與我國普通中小學一致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內容的濡染下，這些群體極易在潛移默化中形成對我制度、文化的高水平認同，進而于無形中培育出民族民間交往的良性土壤，強化為睦鄰安鄰的橋梁紐帶。從這個意義上看，在西方勢力不斷在周邊對我進行滲透的背景下，聚焦教育強國建設因地制宜辦學國門學校，本質上亦屬鑄牢國家文化安全屏障、守衛國家精神領土，提升和拓展中國文化軟實力的特色作為。

　　(二)國門學校“服務強”方面

　　國門學校的“服務強”，關鍵就是要找準國門學校在教育強國建設中的新定位，并基于這種定位來優化調整并積極實踐自身的主責主業。

　　1.更加自主地強化并擴大教育國際公共產品供給

　　在教育強國建設背景下，我們“強”的教育要更好地支撐和服務國家強盛，除要扎根中國大地辦教育外，還應積極關懷和回應“世界怎么了”“人類向何處去”的深層問題，切實為世界教育發展、為全人類共同發展，貢獻中國的教育智慧、輸出可供選擇的中國方案。可以說，擴大教育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既是教育強國建設的應有之義，也是國門學校更好支撐和服務教育強國建設的新興增長點。現實中，各類國門學校廣泛集聚的區域，總體上也是支撐國家“一帶一路”外向拓展的核心區域，而在共建“一帶一路”中，教育具有基礎性、先導性、引領性作用，故國門學校與生俱來地具有服務國家“一帶一路”發展，擴大教育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使命。理論上，這些產品包括但不限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其他國際組織的多邊教育行動，國際教育規則變革和相關標準，中外教育文化友好交往合作載體和平臺，國際重大合作項目，國家間尤其是“一帶一路”國家間教育領域的互聯互通，“一帶一路”教育行動升級版相關事項，“留學中國”品牌建設”等等。

　　2.更加積極地推動并服務高水平教育對外開放

　　當下，我國的教育開放一方面遭受“走出去”的明顯阻礙制約，歐盟、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先后出臺針對我國的留學生限制政策，在極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國高水平教育對外開放的阻滯；另一方面面臨“引進來”的提質增效掣肘，盡管我國早在2017年便已成為世界第三、亞洲第一的留學目的地國，但教育層次相對不高、高水平學生吸引不足的問題仍普遍存在，這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我國教育對外開放的整體效能[12]。有鑒于此，我們更應清晰地認識到國門學校“立身邊疆+位居國門+超越國門”的特殊優勢，充分用好其“空間區域上的沿邊交互性+發展定位上的窗口示范性+作用發揮上的輻射堡壘性” [13]的三維特征，在現有的教育對外開放基礎上，把廣泛分布于沿邊境地區的各類“國門學校”確立為我國教育對外開放的特色主體。當前，教育部辦公廳已制定印發政策措施，支持云南加快建設我國面向南亞、東南亞的教育輻射中心。但在面向東北亞開放的區域內、在國家向西開放的區域內，尚還缺乏類似的專門性支持舉措，后續的相關傾斜性支持仍極為必要[12]。

　　2.更加廣泛地拓展并參與全球教育治理

　　聚焦教育強國建設，習近平總書記在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明確提出“要積極參與全球教育治理”的要求。而現實中，無論是全球教育治理的“明確國際化人才核心素養、優化國際化人才培養維度、做好國際組織人才推送、引進國外優質高教資源”[14]，還是“探索大學適度海外辦學、講好中國和平發展故事、組織區域國別問題研究、參與全球教育規則制定”，抑或是“提供國際教育必要援助、推動中外教育人文交流” [14]，都與國門學校的應然功能發揮密切相關，且國門學校總體還在這些事項上具有其他學校無法比擬的優勢。一方面，國門學校所在區域與接壤國人文相近、文化相通的優勢，極大有助于更好培養“了解中國國情、具備全球視野、通曉國際規則、熟悉相關國家事務”的高端涉外人才，進而更好服務國家外交發展；另一方面，國門學校面向接壤國長期的教育合作基礎以及人文交互累積，可為“一帶一路”、上合組織等的區域教育合作規則制定，為國門大學的海外辦學和教育資源引進，乃至為區域國別研究深化等提供深層助力，進而最終耦合為我國積極參與全球教育治理的比較優勢。

　　綜上，聚焦教育強國建設的時代要求，國門學校尤需在輸出教育國際公共產品、積極推動教育對外開放、全面參與全球教育治理框架內，一方面，充分利用相關的教育資源和創新要素，更好凝聚全球教育治理理念共識，積極推動全球教育治理機制變革，提升全球教育治理能力[15]；另一方面，堅持“身處邊疆”組織實施教育教學活動，貫徹落實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持續“位居國門”守衛國家精神領土，鑄牢中華民族文化邊疆；打造“超越國門”積極拓展外向輻射，助力中國文化軟實力提升。

　　四、教育強國建設中因地制宜辦好國門學校的路向思考

　　前述分析表明，國門學校在支撐和服務教育強國方面的短板掣肘，歸根結底是因其整體水平限制而引發的，故破題關鍵就在于以系統的傾斜性政策支持來提升國門學校整體實力。分宏觀理念、中觀政策和實踐推進三個維度，思考提出具體路向如下。

　　(一)明確支持理念的聚焦點

　　理念是實踐的先導。為更好地扶持國門提升整體實力，走向發展的更高水平，首要的關鍵在于我們要有明確的、科學合理的國門學校發展支持理念，進而方能在相關的支持政策制定和細化的推進舉措選擇上達致事半功倍的效果。

　　1.將“區域性國際化”確立為各類國門學校國際化發展的主導方向。在“走出去”的傳統國際化和“引進來”的在地國際化基礎上，明確確立相關國門學校面向南亞東南亞、向西開放聯通中亞、面向東北亞開放的區域性國際化發展道路。典型的如西南區域的國門學校堅持面向南亞東南亞國家為主的交互發展道路；西北區域的國門學校堅定以服務國家向西開放戰略為主，積極拓展面向中亞國家深化文教交互、拓展外向輻射影響；東北區域的國門學校堅持以面向東北亞開放為主，助力開展好我國與朝鮮、俄羅斯等的人文交互往來和教育交流合作。

　　2.將“一帶一路”等機制確立為國門學校高水平發展的“借力支點”。在全面借力“一帶一路”國家教育資源和創新要素的基礎上，引導各類國門學校用好用活現有的各類國際交流合作機制。典型的如引導西南邊疆國門學校用好“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機制”的教育資源要素，引導西北邊疆的國門學校用好上海合作組織的教育資源要素，引導東北區域的國門學校用好“大圖們倡議”[16]等中國-東北亞合作的教育資源要素，變傳統的教育對外開放腹地為教育對外開放前沿，進而不斷在服務國家戰略中提升自身的綜合發展水平。

　　3.將“多點集群”確立為國門學校高水平聯合協同發展的特色模式。在比照國家層面“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教育示范區，支持長三角地區率先開放、先行先試，支持雄安新區打造教育開放新標桿，支持海南建設國際教育創新島”[17]等多元支持舉措的基礎上，全面引入教育對外開放領域的“飛地”概念，打造由8省區各類國門學校合組的“教育對外開放和全球教育治理協同體”，以8省區國門學校“多點集群”的方式，一體化設計發展支持政策，一體化配置發展資源要素，一體化推進 學校治理，進而最終以“國門學校系統”整體的功能輸出的模式服務教育強國建設。

　　(二)選準支持政策的切入點

　　政策驅動是一種直接且關鍵的資源配置機制。前述的支持理念能不能轉化落地，關鍵在于相應的配套政策能不能跟上。為此，從中觀層面謀劃國門學校發展支持舉措，關鍵在于找準國家層面扶持國門學校發展的相關政策切入點。

　　1.將國門學校發展納入《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的重點任務專項。當前，國家正統籌實施《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為此，可考慮在《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推進實施的相應時點，單列“扶持國門學校建設發展”任務專欄，圍繞推動云南建設我國面向南亞東南亞教育輻射中心、中西部高等教育振興、東北高等教育振興等，分項規制不同區域“國門學校”建設發展的目標任務、主體責任和系列扶持舉措，因地制宜辦好國門學校;與此同時，聚焦教育對外開放和參與全球教育治理的任務要求，鼓勵各省區積極探索符合區域實際的“國門學校”建設支持舉措，引導各“國門學校”在全面落實教育、外事、公安等有關外國留學生招收及培養規定的基礎上，因地制宜特色發展，堅定保持戰略定力，勇擔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中國門學校責任，更好融入和服務相關的國家發展戰略。

　　2.將國門學校發展全面納入“一帶一路”教育行動升級版予以支持。在《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國際合作備忘錄》的基礎上，考慮由教育部牽頭，引導各省區面向國門學校所在區域的14個接壤國，尤其積極面向中亞國家、南亞東南亞國家打造好“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教育紐帶，全面提升現有的學分互換和學歷互認規模和層次;各相關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應積極引導國門學校秉持區域性國際化發展理念，因地制宜地探索并擴大相關區域的教育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引導國門學校深化與相關區域內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多邊機構的合作，為全球教育發展和全球教育治理輸出中國智慧、貢獻中國力量。

　　3.將國門學校發展全面納入“雙一流”建設等國家專項計劃予以支持。在后續的雙一流建設實施中，從傾斜扶持角度，遴選部分高水平國門大學進入“雙一流”建設重點支持行列;通過實施對口援建工程，將國門大學全部納入東部高校對口支援西部高校計劃，采取“1+1+1”(1所國門高校+1所部屬院校+國門學校所在州市政府)方式，組織部屬高校對口支援國門大學，通過橫向聯合、縱向帶動的方式，建立起長期有效的幫扶機制。與此同時，將各類國門中小學優先納入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重點支持保障范圍，在學校硬件建設上、師資培養上、教育數字化發展支持上，以及“優師計劃”的畢業生配給、各類國家級項目、獎勵、團隊的申報評審、中組部教育“組團式”幫扶等方面予以相應傾斜。

　　(三)細化實踐推進的著力點

　　在我國現行的教育管理體制下，國家各相關的國門學校支持政策的細化落地，還有賴于省級政府部門的具體統籌，有賴于相關國門學校在積極用好辦學自主權基礎上的創新實踐。

　　1.以基礎能力提升涵養整體實力的專項支持。一是強化省級層面專項支持國門學校發展的政策供給，由教育廳組織牽頭人社、財政、發改，以及國門學校所在州市，共同制定《XXX省教育強國建設背景下深化國門學校發展的實施意見》等，明確規制“區域內的國門學校發展目標定位、區域內的國門學校職責使命、區域內國門學校建設的重點任務、國門學校建設的保障舉措”等內容，并做好相關舉措的落實落地。二是強化省級層面支持國門學校發展的資金保障，統籌教育、外事、宣傳、國安等部門的相關外向型文教投入，各省區專列國門學校建設發展專項基金，每年重點支持1-2所國門大學、10-20所國門中小學提升其整體實力，力爭2035年實現區域內國門學校發展專項支持的全面覆蓋。三是強化各省區國門學校建設發展的人才支撐，由各省區黨委組織部門牽頭，在相關的省級高層次人才支持計劃中單列“國門學校”高層次人才專項，進而以高層次人才的強力注入，全面帶動國門學校的整體實力提升。此外，還應全面強化國門學校在跨國學生招收、培養、升學方面的體系化政策供給。

　　2.以特色化發展培育發展動能的重點支持。一是堅持“分層建設、錯位發展”的原則，在省級層面的“高校教育教學審核評估”以及“縣域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督導評估”中，單列“國門學校的特色評估標準”，引導各類國門學校以特色發展之路鑄強發展之基。二是各省區根據本區域不同國門學校的前期發展基礎，支持國門學校面向周邊國家的國際教育交流與合作，重點建設教育國際化示范性項目，尤其要依據不同國門學校的辦學特色、發展層次、基礎等實際情況，以選擇整體推進、重點突破的方式，逐步推動各類國門學校實現高質量的教育對外開放。三是根據不同區域國門學校發展的輻射側重，以省區為單元支持不同國門大學在學科專業建設上、在來華留學生招收上做出區域特色，引導不同區域的國門中小學在跨境學生招收培養上、在服務邊民的國家認同教育上，切實依據雙邊的政治經濟文化交互實際和歷史文化源流，探索特色發展模式。

　　3.以集群化發展集成綜合實力的傾斜支持。一是由西南、西北、東北三區域各省級政府部門協同聯合，比照今年3月教育部印發支持云南建設面向南亞東南亞教育輻射中心的相關舉措，積極爭取區域國門學校發展的“組團式”支持政策，全年提升國門學校系統服務教育強國建設的整體水平。二是由8個省區共同發起成立國門學校發展聯盟(具體實施中可分國門大學聯盟、國門中小學校聯盟)，推動國門學校跨地區、跨類型的辦學資源開發與共用;實現聯盟學校在各類國家級項目、平臺申報上的聯合協同與共用共享。三是創設國門學校聯席會議機制，每年定期召開國門學校聯席會議，重點討論并協同解決國門學校資源共建和共享中的關鍵問題，尤其要借鑒中國-東盟教育交流周[18]的成功經驗，引導國門學校聯盟積極打造多樣化教育開放平臺，并在協同做強“留學中國”品牌框架內，創新打造“組團招生+分校實施+資源共用+學分互認”的協同發展模式。

　　注 釋：

　　①本研究將國門學校定義為“分布在邊境區域的各類普通大中小學校的總稱”。在這一基礎上，考慮到不同層次學校的教育輻射半徑客觀差異，大學的輻射半徑和中小學校的輻射半徑明顯不同;加之從行政管理層級和教育治理統籌的角度看，普通高等學校的管理權限最低為州(市)級政府部門，中小學校為縣級政府部門，研究進一步將國門學校分為“國門大學”和“國門中小學”兩個基本類型，并進一步定義“國門大學”為分布在邊境州/市/盟的各類普通高等學校的總稱，定義“國門中小學”為分布在邊境縣/旗/林區的各類中小學校的總稱。來源于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s://www.cssn.cn/jyx/jyx_jyqg/202307/t20230711_5667117.shtml。

　　②鄭金洲圍繞“要強、增強、自強、列強”進行教育強國內涵闡釋，吳康寧強調教育強國需要“教育軟實力和教育硬實力”耦合支撐]，周洪宇提出“教育綜合實力、教育創新能力、人才培養和教育服務”的系統概念] ,朱旭東認為“教育強國需要教育自身及系統功能的整體性強大”]，石中英明確“名詞概念+動詞概念”的教育強國體系化生成，馬陸亭提出“教育強國需要教育強+教育促進國家強”的有機統一。

　　③本部分數據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的《2022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以及現有的94所國門大學官方網站相關數據整理計算而來。④⑤⑥⑦本部分數據依據作者團隊前期整理的各國門學校相關數據計算而來。

　　⑧數據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 網站。

　　⑨2017年7月，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聯合制定發布《學校招收和培養國際學生管理辦法》，然這一“辦法”的內容主要適于大中城市。盡管在省級層面，云南等省區也出臺過《云南省接受外國學生管理暫行辦法》，但時隔多年，亦對不斷變化的邊疆民族地區跨境基礎教育缺乏有效的專項管理和現實指導意義。從這個意義上看，國門學校招收外國籍、無國籍學生的實踐，更多屬相關區域依據國家層面“友鄰、睦鄰、富鄰”指導思想而提出的，為周邊國家外籍學生跨境就學創造條件并簡化手續的，因地制宜地主動融入和服務國家戰略的特色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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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深圳大學教育學部 段從宇，云南師范大學華文學院 張逸閑

　　文章原載于《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24年第6期，中國教育在線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