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當之中，頂尖大學之外，占比九成五以上的高校，其實是被新聞報道和研究者都長期忽略了的。我曾撰文，鼓勵與教育有關的評價要多講講“文無第一”的道理，也是看到維度單調的評價對教育生態系統的戕害。院校大排隊是一種“信號刻板暴力”，對院校造成指標誘導、規模誘導，“基因雷同”，內卷越發激烈，生態遭受破壞，值得深刻反思。

　　院校之間，本來是該各擅勝場的。綜合性巨型大學并非終極模式，動輒就說要服務全世界也難說不是一種使命不清的流弊。院校定位各有千秋，認識到自身的特色與價值，不僅是校院長、教授們制訂戰略選擇路徑的出發點，也是予學生以自尊自信、敢遵從內心走創新路的落腳點。

　　不同的教育需求，本應該對應著不同的滿足方式和匹配的供給機構，而都想“登”人為打造的同一個“頂”，不僅讓院校難于彰顯特色，也加劇了社會階層與社群的割裂對立。登頂的永遠是極少數，一覽眾人小的頂端精英與登不了頂卻不仰視欽佩的基數大眾之間的隔膜乃至對立，也是在這種爬梯登頂的無休陷阱中不斷積累、加劇的。同時，精英階層變得更加傲慢，因為他們真的相信自己的地位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出眾的才能獲得的，而不是靠出身或某些新“種姓”——這讓他們覺得更有資格享受他們認為的“應得”，而忽視自己的責任，甚至更理直氣壯地鄙視那些不如他們幸運的大眾。

　　記得十二年前，清華4年1次的教育研討會邀請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術委員會主席克里斯蒂娜·馬斯拉克教授(Christina Maslach)作了題為《卓越與公平》(Excellence and Access)的特邀報告。我當時的觀察，是她講述的其中的access這一部分的很多內容，并沒有太多引起現場以及后續的多少關注和討論。事實上，她在報告中所描述的access，在中文標題里譯作公平，也并不準確合意。

　　她關注的是大學所提供的教育機會，如何向更大范圍的社會公眾提供，這是常說的公平；她同時也關注，作為伯克利，如何能跟加州教育體系當中的社區學院共生共榮，這一條如果也叫做公平，那么并不常被提及。她提到了伯克利分校提供了讓加州社區學院的好學生轉入伯克利學習的相當大規模的機會(對照著看：當哈佛2019年錄取一名來自社區學院的轉學生時，成了轟動全國的新聞)，她也提到了這么做如何對那些從大一就進入伯克利分校就讀的學生本身也是一件好事。

　　當時我就很受震動，今天仍然記憶猶新。

　　我與同行曾分享《做一個促進與共的“公校長”》時，談到“人們總喜歡用全稱、統稱的方式討論某個國家的教育如何如何，其實這本身就已經不科學。在很多國家中，現實情況是學校之間的差距在拉大，資源和品牌有馬太效應。”

　　這可不是小事兒。學校之間的差距拉大，會深刻影響著其中的受教育者對社會公正和對彼此關系的看法。精英教育不能獨活，名校不能兀自一騎絕塵，“遙遙領先”其實存在蠻大的社會風險，教育差距的擴大與固化，必然會對社會中的每個學校、各類人群造成深遠的影響。我仍清晰地記得自己參與推動成立某個大學聯盟時，會談中哈佛當時的那位校長對草稿中出現了elite(精英)這個詞異常敏感、躲之唯恐不及的樣子。確實值得認真反思，當前有些國家和地區所出現的社會對抗、隔膜，甚至是割裂和分解，教育生態要負上怎樣的責任?邁克爾·桑德爾對于優績的暴政的反思，在一個優績主義至上的文化中，可能很難得到太多的共鳴(看看他最近的中國行的反饋，看看大家對于他抽簽入學建議的嘲弄)，但即將到來的現實也許會痛擊我們，給我們一個冷靜的刺激去再度回想桑德爾教授的警示。

　　與共這個詞，不能誤解為團結，而更強調不同的各主體之間的有機地共生共進，就要看到高等教育的參與者之間應該是一個生態系統，多用類思維，少用層級觀。我們很多時候容易把層次，比如大中小學、博士碩士學士，直接轉譯為水平，也有著把人的數理能力高看、手藝技能低估的風氣。從生態多樣，與共發展的角度，以類而非層更不是水平高下的方式，來看待和建構多元多樣、各擅勝場的教育體系，可能是解決當今教育很多資源錯配難題的一個關鍵。

　　針對當下，我認為至少高等教育有三種與共，值得引起高度重視并設法予以實現。

　　第一種與共，算是比較經典，是否有機會讓更多的從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家庭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從弱勢群體能夠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道路上獲得更多善意與助力?名校能否提供這種機會，不是作秀而是真心認同這對于自身的學習者群體的多樣性，對于組織的社會使命，都有內在意義。這是伯克利教授在那場清華分享中著力講到的，也是包括清華在內的國內各院校都在努力的問題。雖然問題經典，但不好說都有了可靠的解法，也還怕會遭遇反復。

　　另一種與共，是否更大范圍、更多元多樣、不同類別的高等院校都得到了發展機遇?他們是否正走在追求獨特性、貼近社會和人民需求的辦出特色的路上?這一種與共，強調的是名校與普校之間的與共。高等教育真得是要建設共同體，百花共美。這里，恐怕我們要對什么是花、怎么才美有更廣泛也更深刻的理解。

　　“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袁枚這一句很多人都很喜歡的詩句，以小見大，有精神氣，廣受贊譽。但我其實并不贊同其中的這個“學”字。苔花如米般大小，也應當要開出苔花自己的美。費孝通先生的十六字箴言中，“美人之美”，講的是牡丹看到苔花，要懂得苔花特殊的美，而“各美其美”鼓勵苔花自己也要對自己的美有自信，這才有“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學牡丹，不好，要競自由，競相開放，苔花就要開出與牡丹不同的美好來，也會有更喜歡苔花的欣賞者去求去愛，這才建構出一個參差多態、各有其福的生態系統。

　　第三種與共，是實體校園與線上和各種新技術進化后的教育形式的與共發展。這可以算是本書的一大主題。一方面，要理解技術的迭代邏輯，是越多人用就越有機會更快迭代到更好，也會在成本和可及性上從“重器”進到“眾器”，走入尋常百姓家并更易上手。另一方面，不管在線也好，人工智能也罷，新技術來了，與傳統教育中的很多角色，不是誰要替代誰，不是此消彼長，而是共生共榮，相輔相成，融合升華形成一個新事物，新形態。“替代論”、消亡論調，真的是故意吸引眼球的驚人之語，造成的影響還很大。這些對立觀沒有含“智”量，不值得評論，最好的回擊方式，就是積極推動技術與人的融合，讓與共而生的新生命體來徹底消除“替代論”的市場。尤其期待的，就是各國政府能夠對于學位制度進行更加積極、面向未來的改革。設想一下，未來取得高等教育學位的方式，包括有資格授予學位的機構，應該會也必須要更加多元豐富，如果囿于封閉保守，那么完全不能排除，我們近幾十年熟悉的高等教育的學位制度被瓦解或至少對經濟和社會變得不那么重要(irrelevant)。

　　大學只有相互與共，并與社會與共才有未來。哈佛大學博克校長曾在卸任時表達過他對哈佛大學正變得與國家和社會脫節的遺憾和憂心，他提醒說，“除非社會能夠賞識認可到其大學的貢獻，否則它將會通過一步步剝奪大學在世界上保持卓越地位所必需的保護和支持，將他們貶低到另一個利益團體的位置”。你以為你是誰?只不過是另一個“利益”團體而已。1991年說的話，今天更感真切。

　　作者簡介：

　　楊斌博士，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領導力研究中心主任，可持續社會價值研究院院長；開發并主講清華大學《批判性思維與道德推理》、《領導與團隊》等精品課程；著有《企業猝死》、合著有《戰略節奏》《在明明德》，譯有《變革正道》《要領》《教導》《沉靜領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