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作為高層次人才培養基地和創新體系核心支柱，是國家發展水平和潛力的重要標志。我國高等教育體系構成中，地方高校是我國高等教育的主體和基礎。地方高水平大學作為地方大學的代表，既是區域高等教育的領頭雁，又是連接國家戰略與地方發展的關鍵紐帶，對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研究從我國大學管理體制的演變入手，探究地方大學的由來，分析當前地方大學建設面臨的體制障礙以及發展中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并以安徽大學和長沙理工大學的改革實踐為例，探討地方高水平大學高質量發展的可能路徑。

　　一、研究地方高水平大學建設的戰略意義

　　地方大學作為高等教育體系的主體構成，承擔著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培養高素質應用型人才、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等多重使命。據統計，截至2025年6月，我國普通高等學校2919所，其中地方高校數量占比達95.8%，地方高校在校生占全國高校學生總數90%以上。這一龐大的高等教育群體如何實現高水平發展，不僅關系到高等教育強國的建設進程，更直接影響著區域創新能力、產業發展狀態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

　　地方高水平大學通常指由省級政府管理、具備較強綜合實力和區域影響力的大學。它們在長期辦學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學科優勢和辦學特色，成為區域高等教育的標桿和區域創新體系的重要基礎。與中央部屬高校相比，地方高水平大學建設在資源獲取、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明顯差距，但也因此形成了更加貼近地方、服務基層的鮮明“地方性”特色。地方性不等于低質量，從國際大學發展視角看，世界一流大學體系中不乏以服務地方著稱的知名大學，如美國加州大學系統、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等。地方高水平大學建設是高等教育“錯位發展”或“特色發展”戰略的關鍵，有利于將教育特色轉化為國家和區域核心競爭優勢。

　　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正處于從規模擴張向內涵提升的轉變關鍵期。《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明確提出“加快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戰略目標，為地方高水平大學建設指明了方向。與此同時，以數字技術、人工智能、萬物互聯為標志的數智化革命正在深刻重塑高等教育生態。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為地方高校提供了廣闊發展空間。加快地方高水平大學建設，是我國高等教育聚焦內部要素的質量、效率和創新力，實現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提升”的核心任務。

　　從學術研究角度看，地方高水平大學是頗具豐富的理論內涵和實踐價值的研究議題。在理論上，地方高水平大學建設涉及高等教育與區域發展的互動關系、大學治理體系現代化、學科專業動態調整機制等核心問題。在實踐上，地方高水平大學需要回應如何破解“穩態結構”束縛、如何實現“產業-專業-學業-就業-創新創業”五業聯動，構建政產學研用協同創新生態等現實挑戰。特別是在建設教育強國的新征程中，地方高水平大學如何找準定位、彰顯特色、提升質量，成為一個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

　　二、地方高校的管理體制演變及治理關系

　　研究地方大學，特別是地方高水平大學建設問題，首先要厘清它們的管理關系。因為地方高水平大學的經費來源、學科專業設置、干部任免等重大問題都與學校管理關系密切相關，而這種關系又與我國高等教育的管理體制變化直接相關。

　　我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經歷了復雜而深刻的變遷過程。這一過程不僅塑造了當今高等教育體系的基本格局，也深刻影響著地方高水平大學的發展模式與路徑。從歷史制度主義視角審視這一變遷過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意識形態與高等教育發展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制度創新與路徑依賴之間的張力。

　　(一)新中國成立初期大學的接管改造與黨中央統一領導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高等教育面臨的首要任務是制度重建和體系重構。1949年，全國僅有高等學校205所，在校生不足12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僅為0.26%，且高校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區和大城市，分布極不均衡。在接管舊中國留下的極其薄弱的高等教育體系后，我國于1952年啟動大規模的院系調整。這是我國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變革，不僅是院系、學科專業的全國性布局調整，更是一次國家教育制度的重建。通過這次調整，一方面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的教育制度，另一方面學習蘇聯模式，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院，整頓和加強綜合大學”為方針，對我國院校設置進行了系統布局。

　　調整后，我國共設立高校182所，其中，綜合大學14所、工科院校39所、師范院校31所、農林院校和醫科院校各29所、藝術院校15所、語言院校8所、財經院校6所、體育院校5所、政法院校4所、民族院校2所，理工類院校大幅提高。全國高校招生人數從3萬余人增至8萬余人，初步形成了門類齊全的工科專業體系，快速填補了工業化建設急需的人才缺口，滿足國家工業化發展的急迫需求。與此同時，高等教育由黨中央統一領導，教育部門統籌全國教育政策并管理綜合性大學，專門學院由相關部委直接管理，形成了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

　　(二)三級辦學體制與地方大學的興起

　　隨著國民經濟恢復的逐步完成，為了培養國家經濟建設的各類人才，中央逐步放開了高等教育的管理權限，并開始有限下放。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教育事業管理權力下放問題的規定》，提出“改變過去條條為主的管理體制，根據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相結合的原則，加強地方對教育事業的領導管理”，將教育部和中央各業務部門主管的大部分高等學校下放給地方管理。在教育管理權限下放的過程中，各地教育取得了一定的發展，催生了一大批由地方政府舉辦的高等學校。然而，在當時的形勢下，對大學及如何辦大學缺乏認識，資源不足、高校辦學難以達到基本的條件，許多新建高校辦學質量相當差，高等教育脫離了我國經濟發展實際。到1961年國民經濟調整時，大量不具備辦學條件的地方高校被撤銷。

　　(三)兩級管理、以省為主體制的確立

　　1985年頒布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實行中央、省(自治區、直轄市)、中心城市三級辦學的體制”，高等教育管理權開始向地方和高校下放。這一改革賦予省級政府更大的高等教育管理權限，激發了地方辦學的積極性，為地方高校的發展提供了制度空間。

　　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逐步建立政府宏觀管理、學校面向社會自主辦學的體制”，高等教育體制改革步伐明顯加快。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正式確立了“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根據分級管理、分工負責的原則，領導和管理教育工作”的體制，為構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二級管理體制奠定了法律基礎。

　　199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調整撤并了9個工業部門，采用“共建、調整、合作、合并”的八字方針，對其所屬的91所普通高校、72所成人高校和202所中等專業學校實行了“中央與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為主”的體制調整，從根本上改變了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條塊分割、部門辦學”的局面，推動高等教育管理走向“三級辦學、兩級管理、以省為主”。我國高等教育逐漸走向中央和省級政府兩級管理、以省級政府管理為主的新型管理體制。

　　同一時期，即自1999年開始，我國高等教育開始大規模擴大招生，高等學校的數量和高校學生數迅速增加。高等教育的結構隨之發生了歷史性變化。2000年全國普通高校總數1041所，其中中央部門所屬高校599所，省屬高校442所，而到2001年，高校總數1225所，其中中央部門所屬高校只有111所，省屬高校猛增為1114所，成為真正的多數。(見表1)“兩級管理、以省為主”的管理格局成為不可逆轉的態勢。管理體制改革為地方高校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制度環境。一方面，管理權下放增強了地方政府發展高等教育的責任感和主動性；另一方面，市場競爭機制的引入促使高校更加注重辦學質量和特色發展；同時社會力量辦學迅猛發展，民辦高校迅速發展。然而，由于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地方高校在資源獲取、人才吸引等方面面臨嚴峻挑戰，省域高等教育治理能力和發展水平的不平衡性相當顯著。

　　縱觀我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的演變歷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條從“高度集中統一”到“分級管理”再到“兩級管理、以省統籌為主”的制度變遷路徑。這一變遷過程既受到國家政治經濟文化體制改革的深刻影響，也反映了高等教育發展規律的內在要求。當前，在建設教育強國的新征程中，如何進一步優化中央與地方的高等教育治理關系，增強地方高校的辦學活力和服務能力，仍然是需要深入探索和實踐的重要課題。

　　三、新時代地方高校發展面臨的挑戰

　　進入21世紀，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深刻變革，科技創新成為國際競爭的核心場域，高等教育作為科技第一生產力、人才第一資源、創新第一動力的重要結合點，其戰略地位愈發凸顯。對地方高水平大學而言，新時代既孕育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也帶來了全方位、多層次的嚴峻挑戰。這些挑戰既有外部經濟社會環境的快速變化，也有高等教育內部的結構性矛盾，迫切需要從理論和實踐上予以回應和破解。

　　(一)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對地方高校提出新要求

　　隨著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深入推進，傳統產業通過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實現能級提升，戰略性新興產業加速發展壯大，未來產業布局持續深化拓展。在此背景下，產業人才需求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呈現出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從單一技能型向復合創新型轉變的發展趨勢，對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但是，多數地方高校的學科專業設置滯后于產業發展，“綜而不合”現象突出，新專業增長未能有效發揮綜合優勢，需要撤銷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學科專業，增加契合新產業發展的學科專業，實現專業鏈與產業鏈的精準對接。

　　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賦予了地方大學新的使命。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長三角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區域發展戰略的縱深推進，對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地方高校作為區域創新體系的重要節點，需要建立與區域產業轉型升級相適配的人才培養和創新體系，推動形成教育鏈、人才鏈與產業鏈、創新鏈有機銜接的良性循環機制，為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人才支撐和智力保障。然而，當前許多地方高校存在人才培養與區域產業需求脫節、校地合作機制不健全、人才培養和社會服務能力薄弱等問題，對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人才支撐和智力支持不足。地方高水平大學必須超越傳統“學科為中心”的發展模式，構建以需求為導向，更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型辦學模式，既能將地方特色優勢資源深度融入學科專業建設，又能支撐服務區域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革命和教育變革交織演進，推動高等教育全方位、系統性、深層次的變革，促進教育理念、教學模式、科研方式發生深刻改變，沖擊傳統的教育生態和模式，教育形態、科研范式和人才標準面臨系統性重構。這一變革要求地方高校加快推進數字化轉型，重構人才培養體系。然而，由于資源投入不足、師資隊伍轉型緩慢，許多地方高校在數字化浪潮中處于被動跟跑狀態，難以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

　　(二)地方高校“穩態結構”缺乏識變求變應變能力

　　面對國家重大區域發展戰略和產業轉型升級與人才需求變化，地方高校傳統辦學理念主導下的學科專業設置與發展的“穩態結構”，以及傳統資源分配模式構成的“剛性體系”嚴重制約著地方高校的創新發展。

　　這種“穩態結構”表現為學校辦學定位模糊和同質化發展。不少地方高水平大學在發展戰略上存在明顯的趨同傾向，盲目模仿“雙一流”建設高校的發展路徑，追求“大而全”的學科布局，結果導致辦學特色淡化、核心競爭力弱化。同時，地方高校普遍存在著定位困惑，是追求學術卓越還是服務地方需求?是綜合發展還是特色突破?

　　這種“穩態結構”也表現為學科專業設置固化，學科專業調整滯后于產業變革，人才培養規格與企業需求脫節，學科組織壁壘森嚴，跨學科協作困難，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邊界模糊，基層學術組織活力不足；評價機制單一，難以激發教師服務社會的內生動力。

　　這種“穩態結構”還表現在長期形成的計劃思維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方面，嚴重制約著地方高校的改革創新。一方面，部分管理者和教師存在“等靠要”思想，缺乏主動對接社會需求的意識和能力；另一方面，僵化的編制管理、職稱評審、績效考核等制度，阻礙了人才流動和活力釋放。

　　盡管我國的地方高校大多是21世紀才建設起來的，但是這種“穩態結構”卻普遍存在。這固然與人們對大學相對固定的觀念，以及傳統大學的示范效應有關，也與行政管理的要求有關。這種“穩態結構”對新辦高校有規范和引導的作用，促進新辦大學在創辦之初少走彎路、保證教育質量具有積極作用，但同時卻束縛著高校的創新精神，阻礙高校發揮面對地方發展、市場需求和科技進步的應變能力。

　　(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依靠教育”的落實機制尚未完全形成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明確了“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依靠教育”。這一表述將教育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系提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強調兩者的相互依存性，標志著我們對教育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相互關系的認識取得重大進步。在教育界，往往比較重視“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因為事關教育發展的方向。毫無疑問，這是正確的、必要的。但是，從完整落實中央要求的角度，也有必要討論一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如何依靠教育”的問題，而且這方面的問題往往是地方高校辦學難的重要癥結。

　　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角度看，做到“必須依靠教育”，就應當通過系統性的機制設計，讓教育成為人才供給的“孵化器”、科技創新的“助推器”、社會公平的“平衡器”、文化傳承的“活載體”。系統化的機制包括戰略優先保障機制，將教育嵌入現代化建設頂層設計中，包括將教育列入各種重大規劃之中，明確與經濟、科技、社會發展的配套指標，并建立資源優先配置機制；產教融合協同、人才供需對接機制；教師隊伍建設長效機制；督導評估與問責機制，確保政策落地生根。這些機制要相互銜接、協同發力，最終將教育優勢轉化為現代化建設的綜合競爭力，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提供持久動力。現在看來，在這方面需要解決的問題還很多。這也正是地方高校發展的瓶頸所在。

　　面對復雜多變的發展環境，地方高水平大學必須保持戰略定力、發展改革動力、堅持守正創新。一方面，要牢牢錨定建設教育強國目標、堅守精心培養人才、服務區域發展的使命；另一方面，要勇于突破發展和治理的路徑依賴，積極爭取政府支持，主動滿足市場需求，創新育人體系，不斷提高服務效能。唯有如此，才能在守正創新中實現高質量發展，為教育強國建設作出應有貢獻。正如一些學者所言：“地方高校的綜合改革之路，是一條守正創新之路，更是一條系統性躍升的質變之路”。

　　四、地方高水平大學高質量建設的路徑

　　面對新時代的機遇與挑戰，地方高水平大學亟需探索一條符合自身特點的高質量發展路徑。這一路徑應當遵循教育規律，扎根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實際，打破傳統的路徑依賴和思維定式，構建起與區域創新體系深度融合的新型辦學模式。以下從安徽大學、長沙理工大學兩個案例入手，探討地方高水平大學高質量發展的路徑。

　　(一)安徽大學：搶抓地方發展戰略機遇，打造服務地方戰略力量

　　安徽大學是全國“雙一流”建設高校，由安徽省建設和管理。近年來，學校在安徽省政府的指導和支持下，以服務安徽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為導向，聚焦集成電路、新材料等領域，圍繞安徽創新和產業體系優化調整學科專業結構，打造服務安徽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力量，實現由傳統的文科為主的綜合性大學向多學科協同的新型綜合性大學轉型，實現自身高質量發展。

　　1. 政府支持是學校發展的重要保障。安徽大學的快速發展得益于安徽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視和持續投入。地方政府不僅在學校“雙一流”建設中給予專項資金支持，還通過政策引導推動學校與地方產業深度融合，改革方向得到地方政府的充分肯定。更為重要的是，安徽省將集成電路、新型顯示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與安徽大學的學科建設統籌規劃，形成了“城校共生、全鏈互動”的發展格局，為地方高水平大學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2. 主動調整學科專業結構是回應產業需求的關鍵。安徽大學打破傳統的“學科-院系”穩態結構，建立了緊密對接產業鏈的專業調整機制。該校在實踐檢驗期即撤銷12個老舊本科專業，增加8個契合新產業的本科專業，使87個在招本科專業中有72個直接支撐或間接服務新興產業。以集成電路產業為例，安徽大學將原先分散在電子信息工程學院的微電子相關專業整合，新成立集成電路學院，設置3個本科專業、4個碩士點和2個博士點，“形成了精準對接產業鏈的集成電路專業群”，使學校人才培養與區域產業發展形成了緊密互動關系。

　　3. 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是提升質量的核心。安徽大學推動課程體系從“學科導向”轉向“專業導向”、從“知識導向”轉向“能力導向”，將企業真實項目作為教學實踐載體。學校建設了4英寸和8英寸的集成電路生產線，分別對應實訓環節的工程師人才培養和封裝關鍵技術研發。這種產教融合的培養模式有效解決了工程教育“理科化”問題，顯著提升了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就業競爭力。數據顯示，2024年安徽大學畢業生留在安徽就業超過六成，其中直接服務安徽十大新興產業的占比69.73%，體現了人才培養與區域需求的高度契合。

　　4. 集聚人才與科研創新是發展的突破口。面對人才競爭的嚴峻挑戰，學校采取超常規舉措引育高層次人才，通過“一腔孤勇”的誠意和“枝繁巢暖”的環境吸引優秀學者。在科研組織方面，安徽大學突破傳統“學科中心”模式，組建與安徽新興產業強耦合的創新團隊，構建“大科研建制”促進學科交叉和協同攻關。學校自主研發的“量子計算用國產極低溫稀釋制冷機”達到國際一流水平，顯示出學校在前沿科技領域的創新潛力。

　　(二)長沙理工大學：扎根湖湘大地，強化行業特色，培養特質人才

　　長沙理工大學由原國家交通部所屬的長沙交通學院和原國家電力公司所屬的長沙電力學院合并組建而成，并校后為湖南省屬省管，是一所在交通、電力、水利等領域特色鮮明的地方高校。近年來，學校銳意改革、守正創新，立足行業、扎根地方服務，上升勢頭強勁。

　　1. 扎根湖湘大地是學校發展之鑰。轉制改革后，如何處理好為地方服務與為行業服務的關系，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學校緊密結合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先后與長沙、株洲、常德、張家界等地簽訂校地戰略合作協議，共建湘江實驗室等平臺，深度參建岳麓山國家大學科技園、望城區大澤湖等園區，以高教之力服務湖南高質量發展。學校主動回應湖南人民對優質高等教育的期盼，2022—2025年連續四年實施“本科生在湘招生增長計劃”，在湘招生為全省高校最多，切實滿足三湘子弟上好大學的愿望，同時，學校加大“留湘興湘”的教育引導力度，讓優秀人才留在湖南、建設湖南，2025年畢業生“留湘率”突破50%。

　　2. 強化行業基因、植根行業是立校之基。學校堅持行業特色，提出立足行業，加強與行業企業的攜手、結盟和聯姻。學校被納入交通運輸部與湖南省政府部省合作協議，先后與內蒙古自治區交通運輸廳等省級交通管理部門，以及中國交建、中國鐵建、中國電建、中國能建等企業簽署戰略協議，開展科學研究、人才培養、社會服務等全方位合作，背靠行業、服務行業、深耕行業，并在部分領域引領行業發展，擦亮了行業高校的“金字招牌”。

　　3. 打造需求導向特色學科專業是破局之道。學校實施“強工興校”戰略，主動打通“學科邏輯”與“產業邏輯”，形成了以交通運輸工程領銜，土木工程、電氣工程等學科支撐湖南主導產業的工科特色學科專業體系，學科專業與產業需求適配度超過90%，學生就業專業對口率接近70%。交通運輸工程入選湖南省“世界一流培育學科”、工程學等8個學科進入ESI全球排名前1%。新增“極端環境綠色長壽道路工程全國重點實驗室”“電網防災減災全國重點實驗室”，國家級科研平臺累計達5個。自主培養了以中國工程院院士為代表的國家級行業學科人才50余人次。

　　4. 培養特質人才是辦學之本。學校充分利用區域產業園區和地方龍頭企業平臺資源，聘任校外導師，共建開放課程，實施“項目制”育人，鍛煉學生實踐動手能力，提升學生解決復雜問題能力；暢通學生“專業-就業-職業”發展通道，探索出了一條地方高校卓越工程人才培養的新路。廣大畢業生主動奔赴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礎建設工程一線，涌現出了建設港珠澳大橋、西電東送等優秀工程師群體。多位畢業生先后受到習近平總書記親切接見。

　　(三)地方高水平大學高質量發展的路徑

　　以上兩所大學的案例，對我們思考地方高水平大學的發展路徑頗有啟示。

　　1. 明確服務地方發展的戰略定位是地方高水平大學發展的方向指引。長期以來，許多地方高校陷入“就教育論教育”的思維局限，難以從全局高度把握自身定位和發展方向。地方高校領導者需要具備“跳出教育看教育”的廣闊視野，立足國家與區域發展的戰略需求謀劃學校發展。安徽大學和長沙理工大學都將學校發展與區域發展戰略緊密對接，這種宏觀思維使學校能夠敏銳捕捉區域產業升級帶來的機遇，實現在服務地方中實現自身跨越式發展。

　　2. 主動調整學科專業結構是應對變革需求的基礎工程。地方高水平大學需要突破由傳統學科專業結構及其主導的資源分配模式形成的“穩態結構”，建立動態調整機制。安徽大學通過“調‘學科-院系’結構、調專業結構、調規模結構”的三重調整，實現了從“綜而不合”到“精準對接”的轉變。長沙理工大學主動打通“學科邏輯”與“產業邏輯”，形成了以交通運輸工程為特色學科專業體系。這種結構調整不是簡單的增減專業，而是系統性重構學科專業體系，使其更加契合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結構調整的關鍵在于建立“動態預警靶向布局”機制，定期評估學科專業與區域需求的匹配度，及時做出調整。

　　3. 構建立地頂天、融合發展的機制是地方高水平大學發展的必由之路。地方高水平大學與社會的關系可被建構為一個基于制度辯證法與復雜適應系統的協同進化的關系。面對資源有限的現實挑戰，地方高水平大學要善于整合各方資源，構建開放協同的融合發展模式，深度融入區域創新體系，以高質量服務獲取資源，以顯著的貢獻贏得支持，實現大學與地方互利共贏。地方高水平大學通過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不斷滿足區域經濟社會發展需求，以貢獻求支持，為學校爭取寶貴的辦學資源。同時，地方政府和區域產業通過資源投入、政策支持、需求反饋等方式，為地方高水平大學發展提供持續動力。安徽大學和長沙理工大學的改革實踐深刻體現了這一邏輯，通過與區域主導產業融合發展，既提升了人才培養質量，又增強了服務地方的能力。

　　4. 平衡好發展中的各種關系是地方高水平大學發展的關鍵。隨著知識生產模式的轉型，大學的功能從傳統的教學、科研擴展到社會服務、創新創業等多重維度。對地方高水平大學而言，如何平衡這些功能之間的關系，成為發展戰略的核心問題。安徽大學采取了“立地頂天”的發展策略。“立地”指扎根安徽、服務區域需求，“頂天”指向國家戰略、追求學術卓越。地方高校的發展首先要立地，扎根地方和行業，然后才可能頂天，頂學術之天、行業之天、產業之天。立地是根本，頂天是目標。這種定位既避免了地方高校常見的“低水平服務”陷阱，又防止了盲目追求“學術卓越”導致的脫離實際，也較好地平衡了服務地方與追求卓越的關系，在特定領域形成比較優勢，避免與頂尖研究型大學的同質化競爭。

　　總之，地方高水平大學的高質量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政府、高校、企業、社會等多主體共同參與。從政府角度看，應加大對地方高水平大學的政策支持和資源投入，完善分類評價體系，為高校特色發展創造制度空間。從高校角度看，需保持戰略定力，堅持服務導向，在對接需求中提升辦學水平。

　　五、地方高水平大學建設的未來展望

　　地方高水平大學作為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主體構成，其建設與發展狀況直接關系到高等教育強國建設進程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通過對我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演變的歷史考察、新時代地方高校面臨挑戰的現實分析以及安徽大學和長沙理工大學改革實踐，可以清晰地看到，地方高水平大學建設既是一個深邃的理論命題，也是一個重大的實踐課題，需要在持續推進中不斷深化認識和探索創新。

　　(一)地方高水平大學建設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研究議題

　　地方高水平大學是教育強國建設宏偉藍圖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是區域高等教育的標桿和區域創新體系的核心節點。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施過程中，地方高水平大學憑借其獨特的區位優勢和產教融合能力，成為連接知識創新與技術應用的關鍵紐帶。相較于研究型大學，地方高水平大學與區域產業生態聯系更為緊密，能夠精準把握地方經濟轉型升級中的技術需求，在應用研究、成果轉化和產業服務方面展現出鮮明的特色優勢。

　　通過深度對接區域發展戰略，地方高水平大學不僅能夠有效提升國家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更能以服務求支持、以貢獻促發展，在推動地方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實現自身跨越式提升。這種“在地化”與“卓越化”的協同發展模式，既彰顯了高校的時代擔當，也為中國特色高等教育體系建設提供了重要實踐路徑。未來，地方高水平大學應進一步強化特色引領，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將區位優勢轉化為學科優勢、將服務能力升級為核心競爭力，最終成為區域發展的戰略科技力量和人才高地。

　　(二)地方高水平大學建設研究的重點問題

　　在教育強國建設和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地方高水平大學建設不僅關系到單個院校的發展，更關乎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優化升級和區域創新能力的整體提升。地方高水平大學如何準確把握自身定位，深度融入區域發展，突破體制機制障礙，亟需開展以下方面的深入研究。

　　1. 地方高水平大學的戰略定位研究。地方高水平大學建設首先要明確自身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的獨特定位。這類高校既不能簡單模仿研究型大學的辦學模式，也不應成為職業院校的翻版，而需要在二者之間找到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這需要深入研究中間層大學發展理論，探索介于研究型大學與職業院校之間的新型辦學范式，走出了一條特色鮮明的發展道路。

　　2. 需求導向的特色學科專業建設研究。地方高水平大學應立足區域實際，打造具有鮮明特色的學科體系。如東莞理工學院圍繞粵港澳大灣區智能制造需求，構建了特色專業集群；景德鎮陶瓷大學則依托地方產業優勢，打造了獨具特色的陶瓷學科體系。這些成功案例表明，精準的學科定位是地方高校實現差異化發展的關鍵。

　　3. 地方高水平大學與區域協同創新研究。地方高水平大學與區域發展的銜接問題，是當前制約其發展的重要瓶頸。要破解這一難題，需求響應機制方面，要重點研究如何構建“政產學研用”協同的需求協同機制，實現人才培養與產業需求的精準對接。在產教融合方面，要深入研究卓越工程師學院、現代產業學院等新型組織治理結構創新。師資隊伍方面，要探索如何提升教師教學能力、科研能力和工程實踐能力，有效解決教師產業經驗不足等現實問題。成果轉化方面，要重點研究校地共建模式，創新新型研發機構治理機制，真正實現高校與區域的協同發展。

　　4. 地方高水平大學體制機制創新研究。思想認識與體制機制障礙是制約地方高水平大學發展的根本問題。要推動地方高水平大學建設，需要破除“服務地方是低層次”的認識誤區，深入研究服務地方與學術卓越的共生關系，重點研究校地融合發展委員會運作機制，地方政府投入機制，創新產業教授“雙聘”制度等。

　　(三)地方高水平大學建設的建議

　　回望歷史，我國高等教育走過了不平凡的發展歷程，地方高校從無到有、從弱到強，逐步成為高等教育體系的中堅力量。展望未來，在建設教育強國的新征程中，地方高校的綜合改革之路，是一條守正創新、兼容并蓄之路，更是一條系統性躍升的質變之路。

　　政府層面應加大對地方高水平大學的政策支持和資源保障，完善地方高水平大學建設的制度環境，建立健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依靠教育”的完備機制，設立地方高水平大學建設專項資金，健全分類評價體系，促進高校與地方產業深度融合，搭建政產學研用協同創新平臺。

　　高校層面需要保持戰略定力，立足區域、放眼全國，突破“穩態結構”，建立學科專業動態調整機制，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深化產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構建有競爭力的師資隊伍，完善內部治理，激發創新活力。

　　社會各界應客觀看待地方高校的定位和貢獻，加強對地方高校特色和亮點的宣傳報道，樹立正確的輿論導向，營造有利于地方高水平大學發展的良好生態。企業要積極參與高校人才培養和科研創新，提供實踐平臺和項目支持。

　　在建設教育強國的新征程中，地方高水平大學建設“還在路上”，這是一個需要長期研究和持續實踐的重大議題。我們相信，只要堅持正確方向，找準定位，銳意改革創新，地方高水平大學一定能夠在服務區域發展中實現自身跨越式發展，在服務國家戰略和區域發展中實現自身價值，為高等教育強國建設作出獨特貢獻。

　　(長沙理工大學一流學科建設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孫小琴教授為本研究提供了長沙理工大學的案例素材并參與討論，特此感謝!)

　　【瞿振元，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第六屆理事會會長，中國農業大學原黨委書記、教授；藺跟榮，安徽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原文刊載于《中國高教研究》202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