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教育強國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工程與“先手棋”，其根本支撐在于形成一支數量充足、師德高尚、結構合理、業務精湛的教師隊伍。教師是教育的第一資源，教師隊伍建設是教育強國建設最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其中，教師培養作為源頭環節，直接決定著教師隊伍建設的質量與后勁，必須置于教師隊伍建設的突出位置。

　　教師培養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從制度、體系、體制、機制四個維度進行整體性構建。其中，“制度”是涵蓋法律法規與政策規則的根本規范；“體系”是覆蓋不同學段與培養階段的完整育人鏈條；“體制”界定了高校、政府與中小學等多元主體間的權責關系與運行方式；“機制”則是在制度與體制框架下形成的具體執行模式與運行邏輯，通過招生選拔、協同育人、激勵保障等機制環節，確保教育效能落地生根[1]。在這一結構中，教師培養機制占據樞紐位置，在教育強國戰略中承接著教師隊伍建設的政策愿景與人才質量，是將頂層設計與政策意圖轉化為教師隊伍實際建設成效的“操作系統”，其效能直接影響教師培養的質量、效率與公平，也是各類承擔教師教育職責的院校履行育人使命的關鍵所在。師范院校和高水平綜合大學作為教師教育院校，在這一機制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承擔著推動教師教育改革與提升教師培養質量的戰略任務。

　　進入新時代，教師培養機制改革的重要性與緊迫性愈發凸顯。推進教師培養機制改革，關鍵在于把握核心環節、集中優勢資源，實現結構性突破。結合教育強國建設的戰略任務與教師教育院校的使命擔當，深化教師培養機制改革應聚焦五個維度：招生選拔、協同育人、實踐循證、資源投入、支持保障。這些改革既是應對人工智能驅動的教育變革與以教育家精神鑄魂強師的直接抓手，也是落實教師培養機制改革戰略取向與實踐路徑的重要支撐。一方面，要明確師范院校與高水平綜合大學作為教師教育院校在教師培養中的定位及其協作關系；另一方面，要確保通過教師培養機制改革將戰略目標轉化為穩定長效的育人成果。通過加快教師培養機制的系統化改革，切實推動教師隊伍建設與教育強國建設協同共進、行穩致遠。

　　教師培養機制改革的時代要求

　　在教育強國建設深入推進的歷史進程中，教師培養機制改革已成為關乎國家教育現代化全局的基礎性工程。新時代的發展情境呈現出多重疊加的結構性特征：其一，教育強國建設對教師隊伍的數量與質量、結構與功能提出更高要求；其二，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深刻重塑教師專業成長的環境與邏輯；其三，教育家精神呼喚將教育理想、人格塑造與價值引領等教師專業的核心元素置于教師培養的首要位置。這三重背景共同構成了教師培養機制改革的時代要求，并為后續改革確立了戰略方向與價值基調。

　　1.教育強國建設要求教師培養轉型升級

　　伴隨教育強國建設的深入推進，教師隊伍建設被提升到基礎性與戰略性地位，其質量直接關系到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落實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提升。教師教育院校作為教師培養的重要陣地，正面臨角色重塑的歷史契機。新時代不僅要求其繼續承擔教師培養的主體責任，更要求通過培養機制創新實現教師培養從數量擴張轉向質量提升，圍繞教師專業素養、創新能力與綜合素質的全面發展進行系統重構。這不僅源于教育強國建設對高素質教師隊伍的迫切需求，也反映了社會轉型、人才結構調整和教育現代化進程的新要求。教師培養機制不僅要精準回應教育強國建設的戰略需求，還要發揮推動教師隊伍建設轉型升級的關鍵杠桿作用，促進資源優化，變革育人過程，提升培養效能。這一要求為教師培養機制改革明確了主導力量與推進邏輯。

　　2.人工智能時代賦能教師培養生態重構

　　生成式人工智能、數字教育、跨學科融合等技術與理念持續演進，正在推動教育生態發生深刻變革。本質上，這是智能技術對傳統教學形態的系統性重構，既改變了知識供給的模式與效率，也對教師核心專業能力提出迭代要求。在人機協同的教育新場景中，教師作為知識傳授者的傳統角色功能被大幅削弱，其專業價值更多地體現在引導深度學習、激發創新思維與培育綜合素養上。教師教育院校須更新教師專業能力培養體系，實現從以傳授知識技能為主向以促進綜合素養發展為重轉型。與這一轉型需求并行的，是基礎教育對高學歷、復合型、創新型教師的需求持續增長。然而，當前教師教育院校在高層次師資培養路徑、組織方式與結構設計上仍存在制度障礙，學科壁壘、課程固化等與教育前沿的現實需求之間形成了尖銳矛盾，供需不匹配、培養滯后成為亟待破解的難題。這種由技術所催生的結構性矛盾，構成了當前教師培養機制改革所必須面對的核心挑戰與時代動因。

　　3.教育家精神呼喚教師培養育人邏輯重塑

　　新時代對“大先生”“引路人”的強調，使“中國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成為教師培養價值重構的核心指引，讓“努力成為黨和人民滿意的‘四有’好老師”成為教師培養的重要目標。這不僅是道德倡議，更是對教師專業職能與社會角色的根本性再定義——教師的核心價值應體現在對學生人格塑造與價值建構的深度影響上。由此，重塑教師培養的育人邏輯成為必然。教師培養不僅要“教知識”，更要“育人心”，并從根本上確立“育人”對“教書”的基礎性與統領性地位。在這一邏輯中，知識傳授是實現育人的載體，而人格與價值觀的培育是教育的最終歸宿。要使這種育人邏輯轉化為教育實踐常態，亟待通過教師培養機制改革，將教育理想、人格塑造與價值引領有機嵌入和貫穿教師培養全過程，從理念倡導上升為系統化、可操作的機制安排。

　　教師培養機制改革的戰略取向

　　在教育強國建設的新階段，深化教師培養機制改革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構建高質量教育體系的關鍵環節，是提升教育質量的核心任務，也是應對科技變革與社會轉型的戰略舉措。面對教師隊伍建設中存在的結構性與機制性短板，改革應堅持系統思維，統籌多方資源，推動培養體系從封閉分割走向開放協同，加快建設師范院校為主體、高水平綜合大學參與、多類型高校協同育師的新格局。

　　1.強化師范院校在教師培養中的主體地位

　　回望歷史，師范教育在我國已有120余年發展歷程。自1902年京師大學堂師范館創辦以來，以北京師范大學為代表的高等學府便在教師培養方面占據重要地位，成為我國現代師范教育的制度策源地。在現實層面，師范院校在教育學科建設、育人經驗積累、實踐基地建設等方面形成了系統優勢，并在面向教育公平與拔尖創新的師資培養、師德涵養體系建設、機制性改革平臺搭建等方面不斷先行先試。作為我國教師教育的排頭兵，北京師范大學構建了面向不同區域與人才類型的雙向機制設計，依托貫通本碩博的人才培養體系與多學科協同平臺，推動教育理念、課程設計與實踐模式的深度聯動，以“優師計劃”為基石筑牢教育公平發展根基，以“卓師計劃”為引擎構筑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新高地。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弘揚教育家精神加強新時代高素質專業化教師隊伍建設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大力支持師范院校建設，全面提升師范教育水平”。進入新時代，教育現代化、科技變革與社會轉型對教師隊伍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師范院校不僅要堅守“師范性”的價值底色，更要將其升華為“師范使命”的戰略擔當，由教育系統內部改革的響應者轉變為教師培養機制改革的主動設計者。面向未來，師范院校應在機制改革中凸顯“主導者、整合者、引領者”的三重角色：一是構建國家級教師教育改革平臺，打通部屬高校、地方院校與中小學、政府部門之間的協同通道；二是優化內部治理結構，整合教師教育相關資源，形成機制一體、運轉高效的教師教育組織體系；三是輸出標準與模式，為全國教師教育提供改革樣板、培訓平臺和研究成果，服務新時代教師教育質量的整體躍升。

　　2.推動更多高水平綜合大學參與教師培養

　　新時代教師培養對復合型、跨界型、創新型人才的需求不斷提升，單純依靠師范院校推動改革已難以滿足教育現代化的系統性要求。改革開放特別是新時代以來，我國師資隊伍建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但與教育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高水平大學參與教師教育不足的突出問題[2]。高水平綜合大學依托雄厚的學科基礎、強大的科研平臺和先進的教育技術能力，在跨學科整合、科研能力提升、全球學術資源引入以及數字技術應用等方面具有獨特優勢，能夠為教師培養提供持續的知識更新、跨界的學術支撐和范式轉化動力，應從“邊緣參與者”轉型為教師培養的重要力量。

　　近年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京大學等積極探索跨學科的教師教育模式，但綜合大學在實質性參與中仍面臨教師培養重視度不高、教育資源供給缺乏穩定性、機制保障不健全等制約因素。未來，高水平綜合大學應通過頂層設計和制度變革，明確在我國教師培養中的重要責任，加強教育部、高校和地方政策協同，整合校內外優質資源，健全規章制度和質量保障體系；強化教育學科建設，補充面向基礎教育的專業師資；探索“教育學+X”跨學科培養模式，與師范院校設立聯合培養計劃、共建課程體系與雙導師機制，推動優質學科資源與教師培養體系深度融合，實現教育內容與科技前沿、社會需求的動態對接，拓展教師培養的知識邊界與創新高度。

　　3.構建師范院校與高水平綜合大學協同育師新格局

　　中國教師教育體系已初步形成以師范院校為主體、高水平綜合大學參與的協同格局，這一模式不同于西方綜合大學的單一路徑，體現了鮮明的中國特色[3]。新時代教師培養機制改革，不應是單一高校體系的自我革新，而應是在高水平師范院校引領下，與綜合大學形成共建共享、優勢互補的合作格局，通過機制創新推動教師培養體系整體躍升。通過構建區域或國家級教師培養協同育師機制，建立共同標準、聯合課程、雙向實踐和多元評價機制，將“強教育”與“強學科”有機融合，打造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質量教師教育體系。

　　師范院校和高水平綜合大學協同育師的核心在于發揮雙方優勢。一方面，師范院校應提供教育理念、課程框架和育人經驗，深化新時代教育科學研究，揭示教書育人和學生發展的內在規律，以高質量科研成果破解難題、引領創新。另一方面，綜合大學應貢獻學科深度、科研平臺和技術支持，推動教師培養從“學科專業化”向“跨界整合化”轉型，推動雙方在課程建設、雙導師指導、科研協作等方面建立穩定機制，利用科技創新成果提升教師教育技術素養與跨界能力，為未來教師提供更為多元、前沿的發展路徑。

　　為擴大優質資源覆蓋面，確保協同機制落地，應強化資源共享與標準共建。鼓勵高水平綜合大學深度參與教師教育，拓寬師資培養渠道，推動建立雙學位、跨校聯合培養和學分互認制度，增強體系的開放性與流動性；建設共育平臺，師范院校提供教師教育課程、師資與附屬學校等實踐資源，綜合大學發揮工程、理學等優勢學科及科教融合資源，推動課程互選、師資共享、人才共培和實驗教學資源共建共用；加快制定體現“四有”好老師培養目標的教師培養標準，在統一框架下實現多主體有效聯動，形成多校協同、多元共育、面向未來的教師教育共同體。

　　教師培養機制改革的實踐路徑

　　在教育強國建設和人工智能變革加速演進的時代背景下，用“中國特有的教育家精神”鑄魂強師，重塑教師培養育人邏輯，亟需在招生選拔、協同育人、實踐循證、資源投入、支持保障等方面，加快教師培養機制改革。

　　1.構建“優中選優、志趣導向”的招生選拔機制

　　師范生的招生選拔是開啟教師培養、育人育師的首要環節，優化教師培養機制亟待建立“優中選優、志趣導向”的招生選拔機制。“優中選優”是指在招生過程中實行提前批招生，著力選拔未來旨在從事教師職業的優秀師范生。“志趣導向”是一種將個人興趣與長遠志向深度融合的意識決策框架。師范院校和高水平綜合大學要依據一定的選拔標準和科學測試選拔出今后有志趣從教的學生。

　　一方面，發揮師范院校為主導的師范生選育功能，師范院校應發揮機制引領優勢，將教育強國戰略要求與教育家精神導向轉化為招生機制中的核心價值取向。通過“志愿承諾—素養考核—二次遴選”等機制重構，確立師范院校在教師人才甄選中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充分借助高水平綜合大學的“旋轉門”機制，將有從教潛質的學生吸納、轉入教師培養體系。高水平綜合大學基于生源基礎與學科多樣性，設計跨校轉段機制，吸收具有教育潛質和明確興趣的學生有序轉入教師培養體系，在源頭上提升生源質量與職業認同。

　　2.建立“跨界協同、統籌推進”的協同育人機制

　　培育“大國良師”是教師培養單位的核心責任和關鍵使命。跨界協同既是師范院校、高水平綜合大學、各級教師發展中心等單位部門的協同，又是同一院校不同學科之間的協同。依托師范院校的組織牽引力、高水平綜合大學的學科支撐力和教師專業發展中心的實踐導向力，積極共建“高素質平臺+高學術平臺”，形成系統性的“跨界協同、統籌推進”的協同育師機制。通過跨類型、跨學科的跨界協同機制，實現教育組織力與學科學術力的深度融合，形成協同育人的整體效應，以提升教師培養質量與專業素養。尤其是師范院校，要逐步建立以人文學科、基礎理學和教育學科群為支撐，多學科群深度參與的學科協同育人機制。

　　統籌推進建立師范院校、高水平綜合大學、教師專業發展中心共建卓越教師培養平臺，將參與教師教育的不同院校資源進行有機整合。資源整合應涵蓋課程共建、雙導師制度、教學資源共享、教育實踐資源共創等關鍵環節，進行整體規劃。協調各方資源，分步驟有序實施，確保協同育師各環節高效銜接、系統推進。師范院校發揮教師教育課程、師資、附屬學校等自身優勢，高水平綜合大學發揮工程學科、實驗理學學科優勢和科教融合資源稟賦，推動課程互選、師資共享、人才共培、工程類教育中心共建共用等；教師專業發展中心發揮實踐育人功能，協調師范生教育實習深入扎實推進，提升未來教師科學素養和教書育人水平。正如近年來，北京師范大學形成了“通識教育+學科專業教育+教師職業教育”貫穿全學段的“三維度、一體化”創新培養模式，旨在探索創新型卓越教師培養體系。

　　與此同時，鼓勵和支持高水平綜合大學設立教師教育學院，舉辦師范教育專業，引導高水平綜合大學向“共育主體”轉變。通過制度設計，充分發揮教育學與其他學科間的互補優勢，實現教師培養體系從單一向復合轉型，推動高水平綜合大學更多參與教師培養。

　　3.打造“融合創新、AI賦能”的循證實踐機制

　　實踐育師是教師培養貫穿始終、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也是驗證和檢驗教師培養質量以及師范生創新能力的重要方式。系統構建和打造“融合創新、AI賦能”循證實踐育人機制，無疑有助于實踐育師效能的顯著提升。

　　一是師范院校聯合高水平綜合大學共建基于人工智能、數據驅動與倫理規范的教師培養實踐創新平臺。以AI技術為支撐，基于教育實踐數據，融入倫理準則優化實踐培養過程，構建智能化、個性化且符合道德規范的教師培養實踐創新平臺。二是師范院校、高水平綜合大學、教師專業發展中心聯合建立“見習—研習—思習—創習”一體化完整的實踐育人鏈條。以提升師范生綜合育人實踐能力為重點，積極利用和善用AI賦能師范生實踐能力培養，聚焦培育人機協同能力、教學創新力與數據反思力等，系統建立融知識、能力與素質為一體的過程性實踐能力考核體系，重點考核師范生的基礎知識、實踐教學操作、分析和解決教書育人問題的能力。北京師范大學依托教育技術學科優勢，實施教育數字化戰略示范工程，深化傳統教學手段與人工智能技術的融合，提升師生的數字素養，為師范生實踐能力培養賦能。三是建立系統循證式實踐育人成效考核機制。通過結構化、多維度的方法，基于實證數據與科學證據，全面評估實踐育人的實際成效。具體而言，構建包含教育實踐目標設定、過程跟蹤、結果驗證的閉環體系，以驗證育人模式是否有效提升師范生實踐能力，不斷實現“評估—反饋—改進”的動態循環。四是鼓勵綜合大學發揮自身學科、平臺資源優勢。支持綜合大學參與教育實驗機制設計與教育實踐技術場景搭建，在機制共建中拓展教育實踐的內容邊界與方法路徑，形成可持續、可復制的復合型教育實踐模式，以達到有機協同提升實踐育師效能的目標。

　　4.完善“統籌保障、結構優化”的資源投入機制

　　教師培養投入多少錢固然重要，但更關鍵的是“錢投向哪”“怎么統籌”“如何共建共享”。北京師范大學在實踐中形成了“目標鎖定+鏈條覆蓋+校地共擔”的配置思路。一是圍繞縣域優質師資供給，把資金與任務綁定到位。依托“優師計劃”，學校在中央與地方支持之外，自籌經費超過億元，用于激勵與支持畢業生扎根中西部基層。目前，學校已錄取“優師計劃”學生數千人、覆蓋二十余個中西部省份，并對履約任教的“啟航計劃”畢業生予以獎勵，形成“招生—培養—輸送—職后”貫通的投入閉環。二是以專項治理帶動結構優化，依據《師范專業建設質量提升專項管理辦法》，連續六年共投入數千萬元，疊加“四門教師素養類通識必修課”、進階型實踐體系等項目群，著重提升質量，避免碎片化“撒胡椒面”。三是以平臺建設提升投入的復用度。以“人工智能+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學改革專項“1228計劃”統籌課程、教材、團隊與課程群建設，建設教學實驗室與實踐平臺，降低重復建設，提高共享效率。

　　5.構建“縱貫成長、多維激勵”的專業發展機制

　　教師培養機制改革不僅要解決“入口選拔”“過程培養”和“崗位準入”的師范生質量“全鏈條”保障問題，還要構建覆蓋教師職業全生命周期的專業發展支持體系，確保師范生成長為高素質教師，并在職后持續發展。北京師范大學把支持體系前移、后延：在“優師計劃”中，將履約任教畢業生全員納入“四有”好老師啟航計劃，提供由“校友指導、集中培訓、成長工作室”等十大舉措構成的系統化跟蹤幫扶體系，實現從在校到入職到提升的無縫銜接，解決“培養—入職”割裂問題；在“卓師計劃”中，圍繞拔尖創新型師資的長周期成長，采用本博貫通與長周期、動態進出的遴選體系，并通過“通識—學科—職業”融通的方案與跨界導師團隊參與培養，形成“遴選—培養—實踐”的縱深支持框架；與此同時，學校以全球教師發展學院為開放樞紐，通過分中心網絡和國際研修活動，為青年與在職教師提供跨區域、跨文化的進階研修通道，使教師專業發展支持保障擴展到“國內—國際”的廣域空間。

　　展望未來，師范院校與高水平綜合大學將形成穩定的教師培養共同體：以教師培養機制重構為核心任務，以資源共建共享為基礎依托，以高水平教師隊伍建設為最終目標，在招生、培養、實踐、評價、發展各環節協同發力。唯有如此，才能造就一支踐行“中國特有的教育家精神”、能夠引領未來教育的新時代高水平教師隊伍，為教育強國建設提供堅實的教育人才隊伍和持續的創新動力。

　　參考文獻：

　　[1][3]朱旭東.推進師范教育改革創新：制度、體系、體制和機制[J].中國高教研究，2023(2).

　　[2]石中英.著力推動高水平大學開展教師教育[N].光明日報，2025-3-25(15).

　　【作者：于吉紅，北京師范大學校長】

　　(原載2025年第17期《中國高等教育》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