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航智治時代 賦能人類文明
——研究型大學在構建全球AI治理體系中的使命與擔當
徐 飛

站在人類文明演進的長河邊回望,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都重塑了世界的樣貌,也拷問著文明的良知。當算法的浪潮奔涌而至,我們既驚嘆于通用人工智能所蘊含的改寫生產力版圖的磅礴偉力,更面臨著“人類將走向何方”這一關乎種族存續的時代之問。
7月17日,習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會(2026WAIC)上的主旨講話,以大國領袖的恢弘視野和深邃哲思,給出了“以人為本、向上向善”的中國答案,擘畫了“公正合理、普遍受益”的全球治理新藍圖。這不僅是對技術路線的戰略指引,更是對文明形態的深遠布局。作為研究型大學的教育工作者,深感大學不應只是技術的策源地,更應成為價值的壓艙石與倫理的守望塔。本文圍繞如何通過多層治理,讓人工智能這一最強變量轉化為造福人類的最大增量分享幾點觀察和思考。核心觀點是,治理不是單一維度的制度安排,而是一組多層嵌套、彼此耦合的體系:價值治理錨定方向,規則治理劃定底線,技術治理提供工具,全球治理保障公平,而大學恰恰是串聯這四重治理的關鍵節點。
一、以價值治理錨定“向上向善”的根本方向
技術決定我們能走多遠,價值決定我們走向何方。越是AI無處不在的時代,越要關注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越要“用全人類共同價值塑造人工智能的價值觀”。把思考完全外包給大模型,看似高效,實則可能弱化認知能力與探索動力。算法推薦如果缺乏價值校準,就會放大偏見、窄化視野。因此,價值治理的第一落點,是人的價值觀塑造。研究型大學要把“以人為本、智能向善”嵌入通識教育、專業倫理與科研訓練的全過程,讓學生在動手之前先學會發問:這項技術為誰服務?可能傷害誰?邊界在哪里?
近年來,不少研究型大學已做出有益探索,諸如成立人工智能國際治理研究院、AGI倫理研究機構,牽頭制定“人工智能+教育”國家標準,參與編寫人工智能教育倫理參考框架,把倫理審查智能體、人機對齊研究納入科研主線等。誠然,價值治理不能停留在理念層面,要下沉為課程、準則、評審要件,讓每一篇論文、每一個模型在“出生”前就帶上價值傳感器。要把人工智能倫理、全球數字治理、算法公平審查,設置為所有學生特別是理工科學生的必修課,進而構建“理工硬核+人文底線”的雙軌培養模式,教會學生不僅把技術做強,更要把技術做善,明白技術永遠是工具,人類福祉才是終極目標。
二、以規則治理筑牢“可信可控”的安全底線
對大學而言,規則治理至少有三層含義。一是科研合規層。高校作為基礎理論、底層模型創新源頭,必須把治理嵌入研發全生命周期。在數據采集合規、模型安全評估、實驗風險控制等環節建立校內治理規程,與國家《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等銜接,形成“小快靈”的內控補位。要建立前置式項目倫理審查制度,實行先審倫理、再批科研。涉及人臉識別、自主智能、生成式大模型的項目,必須評估隱私泄露、算法歧視、輿論操縱等潛在風險,高風險項目設置分級管控、限時復核機制。
二是行業標準層。治理不能停留在實驗室,最終要落到千行百業的實際應用。高校發揮產學研紐帶作用,聯動企業、園區、行業協會構建產業端協同治理機制,破解重效益、輕倫理的行業通病。大學有學術公信力,也最接近技術前沿,因此要牽頭共建行業向善應用標準,聯合智能制造、醫療、教育、農業企業,分領域制定人工智能應用規范。同時,打造產學研聯合監管試點,派駐治理專家入駐科創企業,協助企業建立內部算法合規、數據安全自查機制。再則,針對中小企業缺少倫理治理能力的痛點,免費提供算法審查、風險診斷公益服務,不讓治理成本成為中小企業擁抱AI的門檻。
三是國際對話層。高校要堅持開源開放與安全規范并行,遵循2026WAIC“開放共贏”的發展意見,適度開放基礎模型、算力資源,同步配套開源倫理協議,明確禁止利用開源模型開發虛假信息生成、監控、殺傷性自主智能等有害應用,劃定全球開源創新的統一底線。此外,通過學術網絡把不同法域的規則實踐放在一起比較、試錯、趨同,避免治理規則異化為少數技術領先國家單方面設定的門檻。
在此特別強調,要警惕把安全簡單等同于設卡的傾向。習近平主席“讓人工智能這匹千里馬既跑得快又跑得穩”的比喻,提醒我們發展與安全是一體兩面,規則治理的目標是可控,不是停滯。
三、以技術治理提供“可審核、可監督、可追溯、可信賴”的工具支撐
治理不能只靠紙面規則,必須有技術反制技術的能力,通過研發配套向善技術工具,以技術治理技術。算法偏見檢測、深度偽造識別、數據溯源、模型水印、紅隊測試、風險分級分類,這些都是典型的交叉研究方向,也是研究型高校的強項,研究型大學作為創新策源地,要在這些方向尤其是在開源大模型、科學智能、AI for Science上持續攻關,落實“開放共贏、驅動創新發展”。重點攻關算法可解釋性、深度偽造檢測、數據脫敏、模型權限管控等安全技術,搭建通用AI安全評估標準庫,無償向國內外企業、監管機構開放。用技術手段約束技術風險,避免大模型脫離人類管控,真正實現人主導AI,而非AI裹挾人。
近年來,一些高校推動“AI for Governance”和“Governance for AI”雙向嵌入。一方面,計算機、法學、社會學、哲學組隊攻堅;另一方面,把治理技術本身做成公共產品,向中小企業、向全球南方國家開源,這與鼓勵開源開放、合作共享完全同頻。我個人特別認同“人工智能安全應當作為全球公共產品”,在現代社會體系中,大學作為迥異于行政組織、市場組織的特殊學術性社會組織,有更長的耐心周期、更強的公共屬性,適合做那些市場不愿做、國家來不及做、國際缺平臺做的基礎性治理技術供給。
四、以全球治理彌合“智能鴻溝”、捍衛多邊主義
當前,算力、頂尖模型、高端人才高度集中,全球南方國家獲取資源杯水車薪。中國在2026WAIC上宣布:未來5年面向發展中國家提供5000個AI專題研修培訓名額,面向東盟、阿盟、非盟、拉共體、上合組織、金磚國家建設國際人工智能應用合作中心,推動“媽祖”氣象智能預警方案在30國落地,并推動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對于這些務實舉措,研究型大學何為?
首先,以文明互鑒校準人工智能價值導向。高校作為倫理校準器,要在人機對齊、AGI倫理、認知主權等問題上保持哲學思辨,落實強化風險、安全可控。要用好全人類共同價值引領技術發展,聯合各國人文、科技學者,避免AI消解文明多樣性、輸出單一價值觀;依托智能技術搭建跨文明交流平臺,讓人工智能成為增進理解、化解分歧的橋梁,而非制造對立的工具。
其次,面向發展中國家開展常態化能力建設與專業化人員培訓工作。依托多邊合作框架,圍繞聯合科研攻關、前沿技術幫扶、治理知識互通、骨干人才培養四大抓手,系統性助力全球南方國家筑牢人工智能領域自主治理根基。在人員培育環節,重點打造兼具技術實操、理論積淀、政策視野與對外傳播能力的復合型人才隊伍,使其既能吃透AI底層模型運行邏輯,精準研判技術風險,又善于將現實治理難題提煉轉化為規范化公共治理議題,完善本土治理機制。
第三,搭建學術多邊平臺,推動治理規則互認互通。主動對接全球高校、國際智庫,圍繞AI倫理標準、數據跨境流動、大模型監管開展聯合研究,摒棄單一國家強制輸出治理標準的做法,尊重各國基于歷史、國情形成的差異化發展路徑,形成包容互鑒的全球治理共識。在此基礎上依托高校主導的國際治理研究中心,把聯合國框架、區域機制、產業界、公民社會連接起來,讓共識從宣言走向可操作條款。
第四,深度參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建設,貢獻高校智庫力量。高校作為文明對話平臺,要用全人類共同價值塑造算法,防止技術侵蝕文明多樣性,落實包容并蓄、文明互鑒。新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組織是全球首個AI政府間國際組織,高校智庫要持續輸出研究報告、政策建議,重點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治理咨詢,推動各國平等參與人工智能規則制定,反對技術封鎖、陣營割裂、單邊管制。
綜上,智能時代之問的中國答案,不在某一紙文件,而在“發展—安全—文明—治理”四維協同的持續實踐中。研究型大學當自覺肩負起作為重要基石的職責,以教育孕育價值,以科研支撐規則,以開放連接全球,以人文校準航向,主動為AI立價值之心、規則之心、文明之心。把“向上向善”寫進每一行代碼、每一門課程、每一項國際共識,讓人工智能真正成為服務人類的可信工具和推動文明進步的正向能量。
作者:徐飛 博士,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高質量MBA教育認證(CAMEA)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鐵道學會第七屆理事會副理事長,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副會長,中國創新創業創造50人論壇主席,中國-東盟區域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副理事長。歷任上海交通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西南交通大學校長,上海財經大學常務副校長,福耀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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