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科技競爭日趨激烈與國內“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構建的雙重背景下，建設北京(京津冀)、上海(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成為國家戰略抉擇。這一部署既延續了“十四五”規劃的戰略布局，又回應了新時代科技自立自強的核心訴求。本文結合國際經驗與中國實際，系統分析三大科創中心建設的戰略邏輯、區域優勢和發展現狀，提出以差異化布局、機制創新、生態優化為核心的發展路徑，為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高地提供理論參考。

　　一、三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戰略邏輯

　　當前，科技已成為大國博弈的核心戰場，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正重塑全球競爭版圖。美國硅谷、波士頓等頂級創新集群憑借原始創新優勢，主導著全球科技發展方向與產業規則制定。數據顯示，全球前25強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中美國占據11席，歐洲形成穩健中堅梯隊，而中國雖有7個城市(都市圈)躋身全球前25強，但在頂尖創新集群競爭中仍需強化戰略支點。作為應對全球科技競爭必然選擇的中國三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正是通過集中優勢資源構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破解高端芯片、核心元器件等“卡脖子”難題，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領域搶占發展制高點，為參與全球科技合作與競爭筑牢根基。

　　建設三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亦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核心支撐。創新是打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關鍵樞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則是實現“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最佳極點。從國內維度看，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區域作為我國經濟最活躍、開放程度最高的增長極，其前沿創新成果能高效輻射帶動全國產業迭代升級，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高水平動態平衡，夯實國內大循環的堅實根基。從全球維度看，三大科創中心憑借開放平臺優勢，集聚全球頂尖人才、技術、資本等創新資源，積極開展離岸研發與跨境產學研合作，可有力推動國內產業鏈價值鏈向高端躍升，有效解決進出口結構不均衡、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痛點問題。因此，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不僅是全球科創資源的集聚地，更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策源地，能為新發展格局的穩步構建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建設三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還是破解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的重要路徑。長期以來，北京、上海等核心城市憑借政策、人才、技術等優勢形成強勁創新“虹吸效應”，大量創新資源持續向中心匯聚，周邊地區產業升級動力不足、創新要素供給短缺，區域發展差距不斷拉大的問題不容小覷。三大科創中心建設依托國家頂層設計，著力打通核心城市與周邊區域的創新聯動通道：京津冀打造“北京研發+津冀轉化”的產業鏈條，讓科研成果快速落地見效；長三角深化“上海科創+蘇浙皖產業”的深度融合，實現創新資源與產業需求精準對接；粵港澳大灣區構建“港澳研發+內地產業化”的協同模式，借助港澳國際化平臺賦能內地產業升級。此舉有效激活區域協同發展的“輻射動能”，逐步形成“核心引領、多點支撐、協同發展”的區域創新格局，為全國范圍內的區域協調發展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示范樣板。

　　二、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全球經驗與中國三大區域的獨特優勢

　　縱觀分布在北美東西海岸、歐洲“藍香蕉”地帶(倫敦-巴黎-慕尼黑-蘇黎世)、日韓太平洋沿岸等區域的全球頂級創新集群，不論是硅谷、波士頓地區的斯坦福、哈佛、MIT等高校驅動型，還是新加坡和日本筑波科學城的政府主導型，抑或是西雅圖微軟、亞馬遜以及東京豐田、索尼的大企業引領型，其形成與發展均呈現三大共性規律。一是“產學研用”深度融合，如硅谷依托斯坦福大學與高科技企業構建共生生態，科研成果轉化率常年保持高位；劍橋大學與周邊企業形成緊密的技術轉化網絡，實現基礎研究與產業需求的精準對接。二是“耐心資本”支撐體系完善，風險投資、天使投資等資本深度參與從原始創新到產業化的全周期，為高風險、長周期的前沿探索提供資金保。三是開放包容的創新生態，實行靈活的人才流動政策、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與寬松的容錯機制，加之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與市場化的政策環境，共同形成吸引全球高端要素集聚的強大磁場。

　　中國三大區域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獨特優勢十分明顯。京津冀依托北京作為國家科技創新中心的核心地位，集聚了全國頂尖的科研機構與高等院校，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基礎研究領域接近國際前沿。長三角產業協同與成果轉化效率突出，憑借集成電路、生物醫藥等優勢產業，已形成能與硅谷、波士頓直接競爭的實力。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與蘇浙皖產業集群深度聯動，構建了“基礎研究-中試-產業化”全鏈條創新體系。粵港澳大灣區兼具“一國兩制三關稅區”的制度優勢與“廣深港”“廣珠澳”科技創新走廊的空間支撐，在5G、新能源等領域實現應用領跑，其開放創新與跨境合作活力充沛。深圳—香港—廣州科技集群連續4年位列全球創新指數百強，2025年更躍升至全球第4位。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三大科創中心雖已穩居全球前十，但仍存在結構性短板。其一，原始創新能力不足，北京在基礎研究領域接近前沿但原創性突破欠缺，大灣區基礎研究投入占比僅7.64%，低于發達國家水平；其二，協同機制不健全，京津冀創新資源分布不均，長三角部分城市產業定位同質化，大灣區跨境數據流動與要素流動仍有障礙；其三，科技金融適配性不夠，銀行機構針對科創企業的信貸產品不足，初創期企業股權融資難問題突出；其四，高端人才結構矛盾，前沿領域拔尖人才匱乏，國際高端人才引進機制有待完善。

　　三、建設三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關鍵路徑

　　堅持差異化布局，強化區域協同優勢。根據三大區域資源稟賦，實施精準化戰略定位。京津冀聚焦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擴容國家實驗室體系，推動北京科研資源向津冀延伸，打造原始創新策源地；長三角建立跨省市產業創新聯盟，統一技術交易市場與人才認定標準，放大成果轉化效率；粵港澳大灣區深化跨境創新規則銜接，試點科研經費跨境使用與知識產權跨境保護，激活“一國兩制”制度紅利。通過建立區域協同決策機制，避免同質化競爭，實現創新資源優化配置。

　　完善科技金融體系，構建“科技-產業-金融”良性循環。落實七部門《加快構建科技金融體制的若干政策舉措》，推動三大科創中心開展科技金融先行先試。一是拓展科創金融產品，推廣知識產權質押貸款、信用貸款等業務，設立政府產業引導基金支持中小企業研發；二是壯大風投創投規模，吸引保險資金、養老金等長期資本入市，完善創投基金退出機制；三是強化金融科技賦能，利用大數據與區塊鏈技術構建智能風控模型，提升跨境支付與結算效率；四是建立風險分擔機制，完善科技保險與再保險體系，降低金融機構支持科創的風險顧慮。

　　聚焦核心短板，提升創新供給質量。針對原始創新不足與“卡脖子”問題，加大基礎研究投入，推行科研管理“包干制”與負面清單管理，賦予科研人員更大自主權；實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專項，圍繞芯片、腦機接口等領域集中攻關；建立專業化中試平臺與技術轉移機構，完善“產學研用”利益共享機制，破解成果轉化“死亡之谷”。同時，培育顛覆性創新生態，壯大頂尖戰略科學家群體與“耐心資本”規模，鼓勵長期、高風險的前沿探索。

　　優化創新生態，增強全球要素吸引力。實施更開放的人才政策，優化住房、子女教育等配套服務，推行“以創新價值為核心”的人才評價體系，打通國際高端人才綠色通道；加強知識產權跨區域執法協作，加大侵權懲罰力度，構建國際化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吸引全球頂尖高校與科研機構設立分支機構，深度參與國際科技規則制定，提升全球創新資源配置能力。通過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創新環境，讓三大科創中心成為全球創新人才的集聚地與創新成果的誕生地。

　　綜上，建設三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是中國應對全球科技競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抉擇，既立足國內區域優勢，又契合全球創新規律。當前，三大區域已具備堅實的創新基礎與鮮明的比較優勢，但仍需在原始創新、協同機制、科技金融、人才引育等方面補齊短板。未來，通過差異化布局、機制創新、生態優化與開放合作，三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必將成為全球科技創新高地與新興產業策源地，為科技強國建設與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在全球創新格局中占據更加重要的位置。

　　作者簡介：

　　徐飛博士，現任福耀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歷任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西南交通大學校長、上海財經大學常務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