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交織演進的當下，科技創新已成為大國戰略博弈的核心場域。2025年末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建設北京(京津冀)、上海(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這既是中國應對全球競爭的戰略抉擇，也是培育新質生產力、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的關鍵舉措。

　　從國際經驗來看，頂尖科技創新中心往往是全球創新要素的集聚樞紐、產業變革的策源地和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集中體現。美國硅谷憑借半導體與互聯網技術重塑全球產業格局，波士頓依托生命科學與人工智能引領前沿突破。這些案例無不印證，國際科創中心的崛起能夠推動區域經濟能級躍升，形成“創新—產業—財富”的正向循環，為國家在全球分工體系中贏得戰略主動。

　　中國選擇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國際科創中心承載地，是基于區域稟賦的戰略考量。三大區域憑借差異化的核心優勢，構成了中國國際科技創新的“黃金三角”。

　　京津冀以北京為核心，集聚了全國最優質的科研資源，擁有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頂尖高校和中國科學院等科研院所，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基礎研究領域接近國際前沿，北京連續第四年穩居《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指數2025》(下稱：“GIHI2025指數”)三甲，其科學中心維度更是首次登頂全球。

　　長三角依托上海的資源集聚能力，聯動蘇浙皖形成完整的產業體系，在集成電路、生物醫藥等領域實現產業應用與硅谷、波士頓同臺競爭，GIHI2025指數顯示，上海排名居全球第10位，區域內南京、杭州等城市也躋身全球科創百強，形成協同互補的創新網絡。

　　粵港澳大灣區構建了“港澳研發+內地轉化”的獨特模式，在5G、新能源等領域實現應用領跑，跨境創新合作機制靈活，其創新高地維度躍升至全球第2位，僅次于“舊金山—圣何塞”都市圈。

　　更重要的是，三大都市圈均為中國巨型城市群，能夠提供充足的人才儲備、廣闊的市場空間和完善的基礎設施，為創新活動提供肥沃土壤，這與全球創新熱點向城市群集聚的規律高度契合。

　　回溯歐美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形成脈絡，其共性特征為中國提供了重要借鑒。

　　美國硅谷的崛起，源于斯坦福大學的科研溢出效應、風險投資的資本賦能與開放包容的創業文化三者共振，形成了“高校—企業—資本”的閉環生態；波士頓則依托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的基礎研究實力，聚焦生命科學等前沿領域，通過產學研深度融合實現原始創新突破。

　　歐洲以西歐“藍香蕉”弧狀巨型城市群為核心，依托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與跨國協調機制，形成跨國創新協同熱區，其優勢在于成熟的創新生態與穩健的科研產業同步推進模式。

　　這些案例揭示了國際科創中心形成的核心邏輯：一是頂尖科研機構與企業的深度聯動，實現基礎研究與產業應用的無縫銜接；二是開放流動的創新要素市場，如硅谷通過靈活的移民政策匯聚全球頂尖人才，資本跨區域流動幾乎無壁壘，讓人才、資本、技術等資源自由配置；三是寬容失敗的創新文化，為顛覆性創新提供生長空間；四是健全的協同治理機制，避免區域內同質化競爭與資源浪費；五是“耐心資本”的深度介入，為高風險、長周期的創新活動提供充足的資金緩沖與發展加持。這些經過實踐檢驗的共性特征，為中國三大國際科創中心在生態構建、要素配置等方面提供了清晰的對標標桿。

　　在全球創新格局中，中國創新城市正實現從“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領跑”的跨越。GIHI2025指數顯示，北京、粵港澳大灣區、上海穩居全球前十，核心指標得分年均增幅明顯。中國共有21個城市入圍全球百強，總量僅次于美國，形成了與美國并駕齊驅的“兩極格局”。其中，北京在科學研究引領方面全球領先，粵港澳大灣區在技術應用與跨境協同上優勢突出，上海在產業創新領域持續躍升，三大國際科創中心已成為全球創新網絡的重要樞紐。

　　但客觀來看，與硅谷、波士頓等世界頂級創新集群相比，中國三大科創中心仍存在結構性差距。在原始創新策源能力上，缺乏定義下一個技術時代的原創理論和引領性技術成果；在全球高端要素配置能力上，國際頂尖科研機構集聚度不足，高端人才結構矛盾突出，“耐心資本”規模有待壯大且長期投資占比不足全球頂尖集群的三分之一；在創新生態軟實力上，創新鏈與產業鏈深度融合不夠，跨區域協同機制不健全，成果轉化的“死亡之谷”尚未完全打通。這些發展階段中的差距，為未來精準施策、補齊短板提供了明確靶向，是建設重點突破方向。

　　科技、人才、創新作為國際科技創新競爭的“三駕馬車”，是三大國際科創中心建設的核心支撐。未來，要實現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建設目標，需聚焦四大關鍵點精準發力。

　　其一，強化原始創新策源能力，破解“重應用、輕基礎”的結構性失衡。要加大基礎研究投入，支持高校與科研院所聚焦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培育戰略科學家群體，鼓勵長期主義的科研探索，力爭在核心技術領域實現從“跟跑”到“領跑”的跨越。

　　其二，完善人才集聚與發展機制，實現從“政策引才”到“環境聚才”的轉變。既要健全本土戰略人才培養體系，統籌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改革，也要實施更加開放的人才引進政策，完善海外高端人才支持保障機制，建立符合人才成長規律的評價與激勵制度，讓各類人才各得其所、各展其長。

　　其三，深化創新鏈與產業鏈融合，打通成果轉化“最后一公里”。要完善跨區域、跨主體的利益共享與風險分擔機制，推廣“港澳研發+內地轉化”等成功模式，培育專業化的技術轉移機構，讓基礎研究成果能夠快速轉化為產業競爭力。

　　其四，構建開放協同的創新生態，提升全球資源配置能力。要打破區域行政壁壘，優化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的內部協同機制，避免同質化競爭；同時深度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加強與硅谷、波士頓等頂尖集群的合作，吸引全球創新資源向中國集聚，讓三大國際科創中心成為全球創新治理的重要參與者和規則制定者。

　　站在全球科技創新多極化的時代關口，三大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將成為推動全球創新格局優化的重要力量。隨著原始創新能力的提升、人才生態的完善、創新機制的健全，北京(京津冀)、上海(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必將在全球創新版圖中占據更重要的位置。(完)

　　作者簡介：

徐飛。作者供圖

　　徐飛，福耀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歷任上海交通大學副校長、西南交通大學校長、上海財經大學常務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