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也是教育強國建設全面發力的重要一年。面對人口結構變化、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以及知識生產方式、人才需求和教育形態的深刻變化，如何以科學規劃和精準政策推動教育高質量發展，更好地服務中國式現代化，成為“十五五”時期教育改革發展的重要時代命題。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教育政策與規劃專業委員會2026年學術年會暨“十五五”教育高質量發展論壇于2026年9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舉行。會議以“貫徹落實教育強國戰略 推動‘十五五’教育高質量發展”為主題，由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教育政策與規劃專業委員會、教育部—清華大學教育戰略決策與國家規劃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教育戰略研究院、清華大學教育學院聯合舉辦。來自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科學院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同濟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首都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等高校，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及京、津、滬、晉、遼、蘇、浙、贛、魯、粵、桂、川、云等地教育科研和智庫機構的兩百余名專家學者和代表參加會議。會議圍繞教育強國建設目標和“十五五”教育高質量發展戰略與改革，聚焦國家戰略、教育戰略與區域戰略聯動，深入研討突破性政策舉措，推動中國教育自主知識體系構建與全球教育治理對話。

在國家戰略全局中謀劃“十五五”教育發展

　　今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對基礎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推進基礎教育擴優提質，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線，優化辦學資源配置，深化教育綜合改革，不斷開創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新局面。教育部部長懷進鵬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從中國式現代化、人口結構變化、科技革命和人民群眾新期待等維度，對當前教育改革發展面臨的新形勢新要求作出系統闡釋。面向“十五五”，如何以科學規劃和精準政策回應教育改革發展的新形勢新要求，更好地服務教育強國建設和中國式現代化，成為教育戰略與政策研究的重要課題。

　　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常務副會長康寧研究員在致辭中表示，要深入學習領悟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和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切實承擔起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政治責任。作為教育政策的研究者、推動者與踐行者，要做好系統謀劃、推進精準施策。她強調，教育戰略是國家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教育規劃要立足國家整體大局和發展大勢，做到上下貫通、統籌協同。面對科技創新、產業轉型和全球格局變化，教育戰略與規劃的落實要更加注重教育科技人才協同配置，堅持頂層引領與基層創新相結合，并關注人工智能帶來的深刻影響，在遵循教育規律的基礎上推動理論與實踐融合。

　　教育部—清華大學教育戰略決策與國家規劃研究中心主任李立國教授致辭強調，教育戰略研究是國家戰略研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始終立足國家整體發展大局和發展大勢，準確把握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聯系，從國家發展全局高度謀劃教育改革路徑，不斷提升教育規劃的科學性、系統性和前瞻性。當前面對人口結構變化、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多重挑戰，教育戰略與規劃研究要切實提升對長期趨勢和重大變化的研判能力，深化教育、科技、人才協同配置研究，推動研究成果的轉化應用，切實把研究優勢轉化為支撐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實際成效。

　　上午大會由華東師范大學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長范國睿教授和教育部—清華大學教育戰略決策與國家規劃研究中心主任李立國教授主持。

從發展動能到政策規劃：把握“十五五”教育發展新階段

　　進入“十五五”，教育發展的內外部條件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既需要重新認識教育發展的動力來源，也需要通過科學規劃和政策設計回應新的發展要求。兩場主旨報告分別從發展動能和政策規劃兩個層面，對未來一個時期教育改革發展的重要問題作出研判。

　　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中國教育發展的動力來源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清華大學原副校長、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謝維和教授在《中國教育發展的動能轉換與實踐》主旨報告中指出，我國教育改革已完成從“單項突破”到“系統集成”的根本性動能轉換。2020年三中全會正式將教育綜合改革確立為新時代核心政策方向，標志著教育治理進入新階段：這一轉向本質是新發展理念中“協調”要求在教育領域的直接體現，從過去局部傾斜思路轉向以“協同”為核心的制度創新方向，打破分部門、分領域的治理割裂，實現制度、資源、機制的系統性整合，具體體現為科技教育人才三位一體融合、產教融合與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重構、大中小學貫通培養、學科跨學科重組、五育融合立德樹人五大方向。他強調，教育動能轉換不僅是教育自身發展要求，更成為支撐經濟社會轉型的核心引擎，未來將以結構優化和活力激發為核心，構建適配現代化建設需求的教育發展新格局。

　　面向“十五五”，教育發展階段和外部環境的變化，也對規劃理念和政策取向提出了新的要求。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秘書長、教育部原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力研究員在題為《“十五五”時期教育規劃的重要政策導向》的主旨報告中指出，“十五五”是我國向2035年總體實現教育現代化、建成教育強國目標邁進的關鍵攻堅期，教育發展已進入“提質增效、結構優化、服務升級”的新階段。他強調，“十五五”教育改革發展要始終圍繞兩大主線推進：堅持人民至上的民生主線，立足強國建設的戰略主線。他提出，教育政策要突出三個重點導向：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統籌，打破部門壁壘，實現資源配置、培養鏈條、評價體系“三個貫通”；保障教育經費提質增效，堅守財政性教育經費占比底線，加大對薄弱地區和薄弱環節的傾斜力度，建立績效評價體系；優化教育供給結構，適應學齡人口變化趨勢，構建覆蓋各級各類教育、服務全民終身學習的現代教育體系。

科技變革與人才競爭重塑教育發展

　　面向“十五五”，科技革命、產業變革和國際人才競爭正在成為影響教育改革發展的重要變量。圍繞人工智能治理、人才培養、高等教育改革、政策轉型、科研組織和基礎教育發展等議題，多位與會專家從不同層面討論教育體系如何更好地適應科技創新和國家戰略發展的新要求。

　　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加快進入教育場景，技術應用正從效率提升進一步走向價值判斷、倫理規范和治理機制建設。如何在釋放AI教育效能的同時守住教育公共價值，成為技術進入教育深水區后必須回應的問題。清華大學教育學院黨委書記張羽教授在《從數據到價值：構建循證的技術倫理治理體系》主題報告中提出，破解技術應用困境需構建“數據—證據—價值—治理”邏輯鏈，改變“技術先行、價值后置”的傳統模式，建立以教育價值為核心的循證技術倫理治理體系，將教育價值作為技術應用的前置校驗標準，從源頭防范技術邏輯替代教育邏輯的風險。她提出，應將價值導向貫穿教育數據采集、分析和應用全過程，通過長期追蹤評估、“選擇權機制”和多元觀點碰撞等方式，使技術治理建立在持續證據和價值判斷基礎之上，在鼓勵技術創新與防范技術風險之間形成動態平衡，既釋放AI提升效率、促進教育公平的潛力，也防范技術依賴等風險。

　　科技競爭的核心，正從單一技術優勢轉向人才培養能力和持續創新能力的競爭。北京大學教育經濟研究所所長岳昌君教授在《面向國際競爭的人才培養能力》主題報告中指出，面對全球競爭格局和就業市場變化，高等教育需要進一步從知識傳授轉向能力培養，更加突出能力導向，提升人才培養與未來就業市場和國際競爭需求的適配性。當前我國高等教育已進入更加注重結構調整和質量提升的發展階段，國際視野、創新能力、數字能力以及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正成為面向未來競爭的重要能力。面向“十五五”，應堅持“投資于人就是投資于未來”，推動人才培養更好對接國家戰略、國際競爭和市場需求，通過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優化專業結構、加強跨學科培養、改革學業評價等方式，培育更多具有創新能力和全球競爭力的人才，為高質量發展和國際競爭提供堅實的人才支撐。

　　人才競爭格局的變化，正在推動各國高等教育體系加快調整人才培養、學科布局和創新組織方式。浙江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闞閱教授作題為《從主要發達國家高等教育改革動向看“十五五”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的主題報告。他指出，主要發達國家高等教育改革呈現國家戰略驅動、政府統籌強化的趨勢，高校科研深入嵌入國家科技創新體系，產學研協同、學科交叉和跨界融合加速，學科專業布局更加注重與前沿技術和產業發展銜接。面向“十五五”，我國高等教育應強化服務國家戰略和創新發展的支撐作用，以“雙一流”建設助力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完善分類發展機制，引導高校突出特色，激活學科交叉融合創新動能，動態優化學科專業布局。同時，深化高校與企業、區域協同，構建更加注重質量、服務和貢獻的評價體系，提升高等教育服務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

　　教育強國建設深入推進，對教育政策的科學性、功能性和社會認同提出更高要求。重慶師范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薛二勇教授作《教育強國建設的政策轉型與推進理路》主題報告，圍繞如何構建與教育強國建設相適應的政策體系展開分析。他提出，在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層級響應與部門協同、規劃引領與綜合改革相結合的實踐基礎上，應進一步推動教育政策體系轉型。面對宏觀、中觀、微觀證據相對分散，利益相關主體參與不足以及政策監測技術創新等挑戰，應推動決策范式走向循證，強化多源證據的集成、分級分類與有效應用，將教師、學生、學校等主體利益更充分納入政策制定、執行和優化全過程，并促進人工智能與人的智慧決策相融合。通過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學性、政策實施的支撐力和利益相關主體的認同度，為教育強國建設和教育治理現代化提供更加有力的政策保障。

　　隨著科技創新對跨學科、跨領域協同的需求不斷增強，科研組織方式也需要進一步突破學科和院系邊界，探索更加靈活高效的協同機制。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馬永紅教授在《促進教育強國建設 推動國家交叉學科中心戰略布局》報告中指出，當前科技創新對跨學科、跨領域協同需求持續提升，建設國家交叉學科中心是服務國家戰略、破解“卡脖子”技術難題的必然選擇。報告重申學科交叉與交叉學科概念內涵和有組織科研/自由探索的多類組合邏輯，從多元知識生產模式和科技前沿、國家戰略需求等出發，多維度分析2023年以來教育部學科交叉中心建設的模式與特征，提出智能時代未來學科的零創/元學科觀點，建議在學科交叉中心持續建設和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有組織科研一有組織人才培養一重要創新平臺一新興產業之間互動循環，規劃如何從原始創新走向新興產業、新興學科，并基于國家賦予的目標就國家交叉學科中心建設，從制度創新、組織架構、協同推進、資源配置、人才培養、數智賦能等方面提出若干建設路徑。

　　教育強國建設需要進一步夯實基礎教育這一人才成長的重要基礎，推動學生全面發展、健康成長。“十五五”時期，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也因此面臨新的任務和新的尺度。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未來教師學院院長張爽教授在題為《“十五五”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關切》的主題報告中，對全球基礎教育改革總體趨勢進行了分析，提出“十五五”時期基礎教育公平普惠向全學段、全人群延伸的態勢愈加明顯，要構建普惠貫通的公共基礎教育服務體系，打通資源配置到育人成果轉化的“最后一公里”；要著力構建因材施教的育人體系，以學習科學支撐五育融合，推動校長成為學校學習生活“總設計師”，引導教師基于成長規律優化教學與評價；以制度創新加強教師隊伍建設，保障待遇、優化環境；在AI與教育融合中堅持以人為本，明確技術邊界，讓技術真正服務于人的全面成長。

　　會議圍繞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分別設置專題論壇，聚焦“十五五”時期不同教育階段改革發展的重點問題展開深入研討。

　　基礎教育專題論壇

　　基礎教育專題論壇圍繞“十五五”時期基礎教育發展中的重點問題展開研討，由天津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王光明教授、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智力開發研究所所長杜曉利研究員主持。與會專家從規劃、評價、督導、人口、資源配置、數據治理和地方改革等不同視角切入，集中回應基礎教育從規模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型中面臨的新問題。

　　高質量發展需要新的規劃方式和評價尺度。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教育規劃、評價和督導的功能也在發生變化。山西省教育科學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范曉東教授從地方教科研實踐出發，提出省級教科院要從教學研究、考試命題等傳統職能，進一步向教育決策智庫、教研樞紐和學術平臺“三位一體”轉型，推動科研范式由相對分散的課題研究向戰略需求牽引、數據循證、交叉融合和有組織科研轉變，使教科研更好地服務教育決策和教育強省建設。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德育中心副主任劉韜從學校德育工作評價切入，提出德育評價既要避免憑印象判斷，也要防止簡單量化排名，應回到立德樹人和學校育人的原點，通過領導力、執行力、協同力和生命力等維度，推動評價由“評學校”進一步走向幫助學校改進育人工作。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智力開發研究所所長杜曉利研究員則從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督導評估的演進出發，提出督導評估要突破重硬件、重靜態達標和外部主導的路徑依賴，從側重鑒別證明的行政管理工具轉向診斷、改進和發展，從“一把尺子”走向更加關注增值、特色和治理效能的發展性評價。

　　人口變化正在重塑基礎教育資源配置邏輯。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院基礎教育研究所所長倪娟教授以江蘇為例指出，人口流動加快后，傳統以學籍和生均公用經費為基礎的“錢隨人走”已經難以完全適應現實變化，需要從“經費隨實際服務走、責任隨人口流動走、標準隨差異化需求走”三個層面重新理解教育經費配置機制。流入地需要承擔新增學位和教育服務，流出地仍需維持必要校點和基本教師配置；鄉村小規模學校、寄宿制學校和特殊教育等實際辦學成本不同，也需要在統一規則下體現差異化保障。山東省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宮珂研究員則從區域戰略和“十五五”規劃層面指出，山東學齡人口呈現學段次第達峰、鄉村持續下降、城區資源緊張、區域分化明顯等特征，需要通過學齡人口預測模型和資源配置平臺，把人口變化提前轉化為學校布局、學位供給和資源調整的依據，并以規劃統籌推動資源跨區域、跨學校更加靈活配置。

　　改革的生命力最終體現在地方實踐，規劃和政策最終要進入真實的教育場景。上海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魏峰教授從數據驅動視角討論基礎教育變革，指出數據驅動首先是一種管理理念，而不僅是數字技術的應用，學校治理既要關注師生、學校運行和滿意度等內部數據，也要將人口、經濟社會發展等外部變化納入決策，通過數據更準確地識別教育問題、改進資源配置和學校管理，同時警惕簡單依賴數據帶來的局限。東莞市教育發展研究與評估中心政研室副主任唐清志則以人口持續流入的東莞為例，指出面對學位供給、財政、土地和教師編制等多重約束，基礎教育發展需要從規模擴張進一步轉向結構優化和質量提升。東莞通過學齡人口預測研判不同學段梯次達峰趨勢，在新增學位的同時更加注重存量資源挖潛，并將制度創新和數字賦能納入區域教育改革，以教育結構優化更好適應人口結構變化。

高等教育專題論壇

　　高等教育專題論壇把討論聚焦于知識生產、科研組織、人才培養、教育科技人才協同以及全球教育治理等問題，由教育部—清華大學教育戰略決策與國家規劃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傳毅、浙江大學國家高端智庫教育學院分中心執行主任闕明坤主持。

　　重大科技創新越來越依賴跨學科協同，高校創新能力的提升也由學科布局調整進一步走向知識組織、科研組織和評價激勵機制的重構。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蔡三發研究員認為，交叉學科的形成既源于知識生產的需要，也源于人才培養的需要，具有知識形態和組織形態的雙重屬性。面向國家重大科技問題建設的國家交叉學科中心，則進一步強化戰略布局和問題導向，是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的重要載體。他同時指出，交叉學科的組織方式發生變化，評價方式也需要相應改變，不能沿用傳統學科的單一評價方式，應更加注重人才培養、成果影響和組織機制，探索多元、多維的評價體系。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博雅特聘教授哈巍從高校教師激勵機制出發，指出職稱晉升對教師科研行為的影響具有動態性，教師在不同職業發展階段保持著持續的科研活力，合作網絡和科研角色也在不斷變化，高校教師評價因而需要更加關注職業發展的長期過程以及科研合作方式的變化，為進一步完善評價激勵機制、優化科研組織方式提供了新的觀察視角。協同創新還需要把握規模與效能之間的關系。浙江工業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現代大學制度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張鳳娟教授基于科研團隊數據發現，學科協作達到一定程度后，應從擴大協作范圍進一步轉向提升協作深度和團隊內部協同質量。不同類型高校和科研團隊的資源稟賦、協作方式存在差異，協同機制也需要更加注重適配性。學科交叉和協同創新的關鍵，不是簡單增加連接，而是提升協作質量和創新效能。

　　從要素集聚走向生態協同，正在成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的關鍵一步，人才培養和識別機制也需要隨之調整。北京市教育科學研究院高教所所長高兵研究員從“要素集聚”走向“生態協同”的視角，分析首都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的現實路徑，提出教育、科技、人才資源的高度集聚，并不意味著創新效能能夠自然形成，科技成果轉化是貫通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樞紐，要進一步打通高校與企業、科研與產業之間的連接，推動企業需求更好進入科研創新過程，使資源優勢真正轉化為協同創新優勢。中國科學院大學發展規劃辦公室主任劉繼安教授則從學科交叉視角出發，提出面向重大原創創新，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需要突破傳統學科和培養模式的邊界，傳統知識體系、人才培養和管理機制之間需要建立更加適應交叉創新的關系，從戰略、制度到培養過程進行系統性重構，形成支持交叉融合的人才培養生態。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張家勇研究員將視角進一步延伸至創新人才的選拔與識別，認為人才潛力難以通過一次考試、一次評價準確識別，研究生招生需要完善分類選拔機制，更加關注人才成長的發展性和不確定性，將人才識別從一次性選拔延伸到培養過程，通過更加多元、動態的評價持續發現創新潛力。

　　從大學內部治理進一步走向全球教育治理，高等教育治理的視野和能力也在不斷拓展。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研究處處長熊建輝研究員從全球教育治理智庫建設出發，提出以數字技術和有組織科研匯聚全球教育知識、數據與研究力量，推動全球教育研究從靜態知識積累走向動態態勢感知和深度研究，提升教育戰略研究的及時性和前瞻性。通過整合分散的研究資源和專家力量，可以圍繞國家關切的重大教育問題形成更加有組織的協同研究。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國商學院執行校長、區域國別研究院院長張漢林教授則從全球教育治理視角出發，提出中國教育經驗走向世界不能停留于經驗介紹，而要進一步轉化為國際社會能夠理解、檢驗和共同使用的公共知識，從經驗交流走向知識共創和治理參與。這也意味著，中國教育國際化需要從“經驗傳播”進一步走向國際規則、知識體系和專業網絡的共同建設。

專題圓桌研討：聚焦改革落地與成果轉化的兩大議題

　　兩個專題論壇的圓桌研討聚焦具有鮮明現實性的熱點問題展開交流：一是如何在堅定貫徹落實中央精神的同時，激發地方積極性與創造性，使統一部署更好適配不同區域的發展基礎和資源稟賦；二是如何破解產學研深度融合與高校科技成果轉化中的制度堵點，推動高校與產業建立更加穩定、高效的協同機制。

　　以“堅定貫徹落實中央精神，激發地方積極性與創造性”為主題的圓桌討論，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人的發展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趙晨研究員主持，杜曉利研究員、倪娟教授、唐清志副主任等參加深度討論。

　　與談專家圍繞教育政策如何在中央與地方之間有效傳導、地方改革創新如何形成上下貫通的政策循環等問題展開深入交流。面對區域發展水平、人口結構和財政能力的差異，全國性政策如何既守住基本底線，又為地方因地制宜留下空間，成為討論的重要議題。專家指出，具體政策落地不能簡單追求“上下一邊粗”，從中央要求到省級統籌，再到市縣和學校實踐，需要經過結合實際的解釋、轉化和適配。省級層面尤其應發揮承上啟下作用，把宏觀政策進一步轉化為基層能夠理解、能夠執行的具體任務，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在政策向下傳導的同時，地方實踐如何有效向上反饋也受到與談專家關注。專家結合集團化辦學、拔尖創新人才早期培養等地方探索指出，一些具有創新性的基層實踐仍較多依賴個別地方和負責人持續推動，如何將實踐探索轉化為穩定的制度安排，是改革能否持續的重要問題。應進一步完善基層創新的發現、評估和轉化機制，使經過實踐檢驗的地方經驗能夠進入更高層級的政策視野，推動自上而下的政策傳導與自下而上的實踐反饋更好銜接。圍繞區域教育協同和資源配置的政策落實，與談專家還就跨行政區域合作、教育投入、教師編制等現實問題進行了交流。跨區域教育合作不僅涉及優質資源共享，也面臨行政邊界、利益協調和成本分擔等問題；在人口持續流入地區，學位供給、教師編制和財政投入等壓力相互疊加。專家們提出，應進一步加強教育、財政、編制、人社等部門之間的政策協同，更好統籌教育發展需求與地方資源承載能力。與談專家認為，面向“十五五”，應進一步完善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政策傳導和反饋機制，在堅持國家政策基本要求的同時，增強政策實施的適配性，為地方結合實際開展改革探索留出必要空間；同時及時發現、總結和轉化基層創新經驗，推動中央政策、地方實踐與基層探索之間形成更加順暢的良性互動。

　　以“產學研深度融合與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破解路徑”為主題的圓桌論壇，由闕明坤研究員主持。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劉興華、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孟照海、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研究員劉虹等參加深度討論。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強化目標導向，提高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水平。”當前，我國高校科研能力持續躍升，創新成果、發明專利非常豐富，但是存在科研與產業 “兩張皮”的現實難題，科研成果多、落地轉化少；論文產出多、產業應用少；實驗室成果強、市場適配性弱。一些成果 “鎖在實驗室、停留在論文里、懸在半空中”，難以真正變成產業競爭力、企業生產力。如何破解科研成果與產業需求之間的供需錯配，解決鏈條割裂、銜接不暢、激勵不足、機制不通難題， 推動科技成果從“能夠轉化”走向“有效轉化、持續轉化”，成為討論的核心議題。專家指出，當前科技成果轉化已經形成不少有益探索，但從整體看，高校科研與產業需求之間仍存在一定距離。一方面，成果形成之后再尋找市場，往往已經錯過產業參與和共同研發的最佳時機；另一方面，高校內部管理、科研評價與市場運行遵循不同邏輯，也使成果轉化面臨“不敢轉、不會轉”等現實障礙。圍繞如何打通這些堵點，與談專家提出，成果轉化不能簡單追求數量和短期收益，而應根據高校定位、行業特點、成果屬性和項目風險實行分類施策。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產業化成果具有不同的價值實現方式，既要關注經濟價值，也要兼顧國家戰略和社會公共價值。通過“一校一策、一業一策、一果一策、一項一策”，以及成果清單、負面清單、激勵清單等制度安排，可以進一步厘清轉化邊界，增強科研人員開展成果轉化的積極性和自主性。專家們還特別關注成果轉化能力本身的建設。當前一些成功案例仍較多依賴科研人員個人資源和偶然機遇，尚未充分轉化為高校穩定、可復制的組織能力。為此，應推動企業需求更早進入科研過程，培育專業化成果轉化團隊，完善知識產權運營、市場對接和商務談判等專業服務，并優化高校內部審批流程，推動管理方式由串聯式向更加協同高效的并聯式轉變。與談專家認為，深化產學研融合，關鍵不僅在于增加成果轉化數量，更在于重構科研、產業與市場之間的連接機制，使產業需求能夠更早進入科研創新過程，使科研成果能夠通過專業化、制度化的機制持續走向現實應用，不斷提升高校服務科技創新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與談專家表示，要堅持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推進，整合政府、高校、企業、第三方機構力量，四方協同，形成合力，加快建立成果轉化機制、激勵機制、產權保護機制、容錯機制，打通基礎研究、應用開發、成果轉化的創新鏈條，促進更多成果從“書架”走向“貨架”。

　　本次年會從國家戰略、發展動能和規劃政策的宏觀研判，延伸至人口變化、資源配置、評價改革、學科交叉和科技成果轉化等現實問題，更加突出不同改革領域之間的協同聯動。與會專家認為，面對人口結構、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深刻變化，“十五五”教育高質量發展需要由單點突破走向系統推進，更加注重國家戰略、教育戰略與區域實踐之間的貫通銜接，在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同時，堅持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根本尺度，并進一步總結中國教育改革經驗，推動中國教育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提升參與全球教育治理和國際教育對話的能力。面向“十五五”，教育政策與規劃研究將更加關注長期趨勢與現實問題的交匯，強化政策設計與地方實踐的銜接，為教育強國建設和教育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加有力的研究支撐和智力支持。

　　會議期間，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教育政策與規劃專業委員會與同濟大學聯合發布《全球STEM教育發展指數2026》。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蔡三發研究員介紹，本輪評價進一步擴大國家和地區覆蓋范圍，從全球比較視角呈現STEM教育發展的總體格局及最新變化。研究發現，亞洲在全球領先梯隊中的席位增加，領先格局更趨多元；中國在保持“教育過程”優勢的同時，在“知識貢獻”等成果與影響維度表現突出，比較優勢進一步向知識產出延伸。部分國家在不同維度上互有升降，反映出全球STEM教育領先梯隊內部結構持續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