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 年)》指出，要“聚焦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以黨的創新理論引領哲學社會科學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構建以各學科標識性概念、原創性理論為主干的自主知識體系”。職業教育科研是夯實教育強國理論根基的基礎工程，承擔著發展創新職業教育基本理論、服務技能型人才培養、提升職業院校辦學治理能力、提高職業教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水平的重要使命和構建中國職業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時代重任。

　　在這一背景下，持續開展對職業教育科研論文的觀察監測與研判分析，既是了解職業教育科研動向的重要方式，也是引導職業教育研究機構和研究者形成學術自覺、積極參與建構中國職業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路徑與方式。

　　本次職業教育科研論文統計范圍為2024年27家教育類中文核心期刊，即《中國職業技術教育》《職教論壇》《職業技術教育》《教育與職業》4家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收錄的職業教育類中文期刊(以下簡稱“4家職教核心期刊”)的有效論文，以及23家教育類中文核心期刊(以下簡稱“23家高教核心期刊”)中的職業教育科研論文。

　　2024年4家職教核心期刊共發文1394篇，與2023年相比刊文數量有較為明顯的下降。2020—2024年5年間，刊文總量呈現持續下降的態勢。(見圖1)刊文數量的變化一定程度上顯示了期刊在優化辦刊方向、提升辦刊質量、助力學術繁榮上的努力，但也反映出職業教育科研隊伍不斷擴大與核心期刊平臺的學術生產承載力下降之間的矛盾。

　　本次統計剔除期刊中的卷首語、筆談、資訊報告、報道、簡訊等文獻信息以及其他非學術文章、撤稿文章共計105篇，獲得有效職教科研論文1289篇，23家高教核心期刊中有關職教科研論文共151篇。本次統計分析的樣本論文為1440篇。

　　一、職業教育科研論文發文機構分析

　　本次統計采用2024年6月教育部官方公布的全國高等學校(不包含港澳臺地區)名單，共計3117所，其中：普通高等學校2868所，含本科學校1308所、高職(專科)學校1560所；成人高等學校249所。根據名單的信息統計，公辦本科高校885所，公辦高職(專科)學校1169所，民辦本科高校411所，民辦高職(專科)學校388所，中外合作辦學及內地與港澳合作辦學本科高校11所、高職(專科)學校3所，境外高等教育機構在海南自由貿易港設立的學校1所。

　　(一)2024年各類型高校職業教育科研發文總體情況

　　本次統計以第一作者的第一署名單位為發文統計單位。2024年共有397所普通高等學校在上述27家統計源刊上發表職業教育科研論文1260篇，占全部普通高等學校總數的13.84%。各類型高等學校的發文情況如表1所示，公辦本科院校發文量是公辦高職(專科)學校的2.22倍，與2023年度(1.52倍)相比差距進一步擴大，公辦本科院校作為職業教育科研場域中最為重要的研究力量的地位得到進一步強化。出現此現象的原因，除公辦本科院校有較深厚的學術研究積淀之外，還受到以下兩個方面因素的影響：①部分高職(專科)學校升格為職業本科院校，在統計中被納入公辦本科院校的范圍內(2024年共有16所公辦職業本科院校發文64篇)；②采取第一作者的第一署名單位作為統計標準，雙單位署名存在可選擇性。第一作者署名為在職博士研究生的123篇論文中，82篇論文作者署名的工作單位為公辦高職(專科)學校，其中66篇的第一署名單位為其攻讀博士學位的公辦本科院校，占比為53.66%，這也造成公辦本科院校發文總量的增加。

　　從校均發文看，公辦本科院校為4.62篇，遠高于公辦高職(專科)學校的2.01篇、民辦本科院校的1.36篇和民辦高職(專科)學校的1.09篇。

　　從重點建設院校的發文情況來看，“雙一流”建設高校和“雙高計劃”建設單位是職教科研論文的重要貢獻力量。2024年共有54所“雙一流”建設高校在統計源期刊上發文，占“雙一流”建設高校總數的36.73%；發文347篇，占公辦本科院校發文總量的40.82%；校均發文6.43篇，是非“雙一流”建設高校(3.87篇)的1.66倍。相比2023年，“雙一流”建設高校的發文院校數增加了6所，發文量增加了14篇，校均發文量減少了0.5篇。

　　本次統計的全國高等學校中職業本科院校數量為52所，其中民辦職業本科院校23所，公辦職業本科院校29所。2024年共有18所職業本科院校發文68篇，占全國高校發文總量的5.4%，其中16所公辦職業本科院校發文64篇，2所民辦職業本科院校發文4篇。16所發文的公辦職業本科院校有12所為首輪“雙高計劃”建設單位，合計發文55篇。

　　共有90所首輪“雙高計劃”建設單位在統計源期刊發文，占建設單位總數的45.69%；共發文263篇。剔除已升本的“雙高計劃”建設單位78家，發文208篇，占公辦高職(專科)學校發文總量的54.31%。相比2023年，首輪“雙高計劃”建設學校的發文院校數、發文量分別下降了12所、66篇。

　　(二)2024年職業教育科研發文機構的區域分布特點

　　2024年東部地區的發文機構數和發文量繼續保持領先優勢，與2023年相比，發文量占比下降了2.55個百分點；相比2023年，中部、西部、東北地區的發文貢獻占比均有小幅提升，分別提升了0.46、1.35、0.75個百分點。從校均發文來看，東部地區仍占優勢，相比2023年，東部、西部、東北地區分別下降了0.05篇、0.28篇、0.43篇，中部地區則提高了0.25篇。(見表2)

　　具體到各區域高校參與職教科研活動的狀況，東部地區明顯高于其他區域，相比于2023年，東部、中部地區分別下降了2.12、2.17個百分點；西部、東北地區增加了2.61、1.66個百分點。這顯示了在職業教育區域均衡發展過程中職教科研貢獻產出的變化。

　　將數據比較的范圍細化至省域層面可以發現，發文數量超過100篇的有浙江、江蘇、廣東、上海4個省(區、市)；從占比看，省域高校發文量占全國高校發文總量的比值超過5%的有浙江、江蘇、廣東、上海、天津、廣西、重慶7個省(區、市)，其中浙江和江蘇超過10%。從校均發文數看，高于全國平均數的有天津、上海、重慶、浙江、陜西、廣西、河北、北京、湖北9個省(區、市)。由此可見，我國職業教育科研生態已形成由浙江、江蘇、上海組成的職教科研集聚中心。該中心與其職業教育發展的水平形成了一定的呼應關系，此外，廣東、天津、廣西、重慶、北京等省(區、市)也形成了散狀的區域職教科研中心。(見表3)

　　(三)2024年職業教育科研高貢獻機構分析

　　根據機構發文數量的分布特點，本研究將發文4篇(含)以上的機構歸類為職教科研高貢獻機構。2024年，高貢獻機構中公辦本科院校有55所，比2023年增加5所；共發文669篇，比2023年增加55篇；分別占同類發文院校總數的29.89%和同類機構發文總量的78.71%，比2023年下降了1.36和0.41個百分點。(見表4)其中，21所“雙一流”建設高校共發文298篇，占公辦本科院校高貢獻機構發文的44.54%，比2023年下降4.32個百分點；6家已升格職業本科學校的首輪“雙高計劃”建設單位發文51篇。

　　2024年，高貢獻機構中公辦高職(專科)學校有27所，共發文158篇，分別比2023年減少8所和72篇；分別占同類發文院校總量的14.14%和同類院校發文總量的41.25%，比2023年降低1.42和3.85個百分點。(見表5)其中，19所“雙高計劃”建設單位(不含已升本的“雙高計劃”建設單位)共發文114篇，占公辦高職(專科)學校高貢獻機構發文總量的72.15%。

　　(四)2024年職業教育科研其他機構發文情況

　　2024年共有91家其他類型的機構發文180篇，占全部發文總量的12.5%。其中發文4篇及以上的有10家，發文77篇，占其他機構發文總量的42.78%。(見表6)

　　(五)近5年職業教育科研發文機構對比分析

　　進行年度發文比較能夠有效反映出一定時期內科研生態的宏觀變化，但由于年度間期刊刊文總量變化較大，用絕對值來比較有較大的偏差，因此本研究采取對比各類型發文機構的發文量占比的方式對2020—2024年的各類型職業教育科研論文發文機構的發文情況進行對比分析，發現如下現象。

　　1.公辦本科院校的貢獻占比大且增長快，公辦高職(專科)學校下降明顯。如圖2所示，近5年，公辦本科院校的發文量占普通高校總發文量的比例從39.70%上升至67.46%，且一直保持增長的趨勢；公辦高職(專科)學校的發文量占高校發文量的比例從56.75%下降至30.40%，且下降趨勢明顯。這種現象的出現與以下3個因素有一定關系。①隨著國家對職業教育發展的更加重視，公辦本科院校尤其是教育學學科建設較強的師范類院校較早地在職業教育領域進行學科建設投入，形成了良好積淀，科研團隊有較強實力；而職業院校在職教科研上的重視不夠、投入不足，對職業教育經驗總結、理論升華以及參與構建中國職業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意識不強、自覺性和主動性不足，使其在職教科研活動中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②受高職院校升格本科的影響，高職(專科)學校中職教科研活躍、實力較強的頭部學校開展職業本科教育，逐年拉高了公辦本科院校發文貢獻占比。③職業院校存在部分在職讀博的作者群體，第一署名單位以其攻讀博士學位單位為主，一定程度上也拉高了公辦本科院校發文貢獻占比。

　　2.高貢獻機構占比和發文量占比在公辦本科院校和公辦高職(專科)學校間存在差異化特點。如圖3所示，近5年公辦本科高貢獻機構占比和發文量占比總體保持增長趨勢，而公辦高職(專科)學校占比總體上呈下降趨勢。這顯示了公辦本科院校群體內已形成了以職業教育科研為核心集聚的穩定機構，且已成為職業教育學術研究的中心，初步具備了引領性的特點。結合高貢獻作者的機構分布情況綜合分析，職教科研領域初步形成了學術引領性機構和作者群體，其中公辦本科院校占主導的力量。公辦高職(專科)學校中，高貢獻機構數占比和發文數占比的雙下降趨勢，一方面與公辦高職(專科)學校升本的進程加快相關，另一方面也與公辦高職(專科)學校中高貢獻機構的規模呈現一定相關關系。

　　3.“雙高計劃”建設單位發文情況對比。從職教科研論文的貢獻度來看，首輪“雙高計劃”建設單位總體上發揮了其引領示范作用。如表7所示，2019—2024年發文的首輪“雙高計劃”建設單位占當年高校發文機構總數的比例、發文量占當年高校發文總量的比例總體上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建設的前期上升明顯，后期出現下降。校均發文量也呈現出同樣的變化趨勢。

　　這種現象的出現與“雙高計劃”建設項目的評價體系存在一定關聯性，同時也從側面說明高水平職業院校實踐創新與理論研究間的互動關系不夠緊密，職業院校對職業教育理論體系構建的主體自覺尚需要進一步提升。

　　二、職業教育科研論文作者分析

　　構建中國職業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離不開高貢獻作者群體的學術活動與學術引導，激發高貢獻作者的學術活躍性、培育穩定的作者群體是學術生態構建的重要內容。經統計與分析，2024年職業教育科研論文作者隊伍情況具有如下特點。

　　(一)合作研究方面

　　如表8所示，合作署名是主流的研究方式。對比近5年的數據，單獨署名占比的持續下降和兩人合作署名占比的持續上升構成了職教科研論文署名中的重要現象。單獨署名占比分別為43.61%、39.71%、35.88%、29.18%、26.25%，呈現持續下降；兩人合作署名占比分別為38.35%、39.27%、41.23%、44.33%、44.51%，持續上升且增速穩定。自2022年兩人合作署名超越單獨署名成為占比最高的署名方式后，本年度兩者的差距再次拉大，兩人合作署名與三人聯合署名方式合計占比達69.09%，顯示出合作研究已成為職業教育科研活動中的主要科研組織方式，職業教育領域的有組織科研逐步形成和壯大。

　　(二)身份標識方面

　　統計范圍內的1440篇論文中，有1390篇論文標注了第一作者的職稱與身份信息。如表9所示，具有高級職稱的第一作者占比57.16%，顯示了高級職稱群體是職教科研活動的主要貢獻力量。相比2023年度，高級職稱和中級職稱的占比基本持平，博士后和博士研究生的占比均有所提高，分別提高0.51、2.07個百分點。進一步統計發現，在署名身份信息為博士研究生的論文中有123篇顯示為在職攻讀博士學位，其中有82篇論文的第一作者工作單位為公辦高職(專科)學校，2篇論文的第一作者工作單位為中職學校，合計占比68.29%。這從側面顯示出在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和職業本科建設熱潮之下，職業院校提升師資學歷水平的需求與教師自身的努力，以及通過這一方式實現職業院校與本科院校尤其是高水平本科院校之間的科研互動和交流合作。

　　(三)高貢獻作者方面

　　核心作者是推動學術創新與學科發展的骨干力量，同時也是提升期刊學術影響力和競爭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統計分析職教科研的高貢獻作者群體的情況，是識別該領域研究現狀的重要指標。普賴斯公式是文獻計量學中分析核心作者的重要指標，2019—2024年的數據計算結果在1.98~2.37之間，因此，發文量3篇及以上的作者即可視為年度的核心作者。由于核心作者、高產作者等概念一般用于較長時段的研究人員的學術影響力分析，本研究根據職業教育科研領域的特點以及年度分析的目標，提出了高貢獻作者的概念以界定在本年度的職業教育科研成果產出中具有較大貢獻的研究者。以普賴斯公式計算結果為最低閾值，同時考慮年度間的可對比性，并結合多位專家意見，將發文3篇及以上的論文作者定義為高貢獻作者。

　　如表10所示，占作者總數4.50%的53位高貢獻作者貢獻了188篇論文，占比13.06%，相比2023年高貢獻作者數占比提升了0.38個百分點，發文量占比上升了0.01個百分點。

　　進一步將近5年的高貢獻作者進行統計，高貢獻作者總數為188人，連續5年進入高貢獻作者名單的有2人(李夢卿、潘海生)，連續4年進入的有7人(林克松、李政、馬君、宋亞峰、謝莉花、曾天山、宗誠)，連續3年進入的有10人(崔發周、李陽、劉曉、陸宇正、祁占勇、孫翠香、王屹、周建松、朱德全、莊西真)。

　　從2024年度高貢獻作者所在機構來看，39名高貢獻作者來自公辦本科院校，占高貢獻作者總量的73.58%，共發文143篇，占高貢獻作者發文總量的76.06%，相比2023年占比分別下降5.27、4.34個百分點；6名高貢獻作者來自公辦高職(專科)學校，占高貢獻作者總量的11.32%，共發文19篇，占高貢獻作者發文總量的10.11%，相比2023年占比分別提高了3.63、3.07個百分點；其他機構共有8位，發文26篇，占高貢獻作者總量的15.09%，占高貢獻作者發文總量的13.83%，占比分別提高了3.55、3.78個百分點。

　　高貢獻作者呈現集聚特點。同時擁有2名以上高貢獻作者的有11家，其中，華東師范大學有5名，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有4名，天津大學、陜西師范大學、西南大學、湖北工業大學各有3名，教育部職業教育發展中心、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廣西師范大學、江蘇師范大學、南寧師范大學各有2名。

　　三、職業教育科研學術熱點分析

　　高頻關鍵詞是識別某一研究領域的研究重點與熱點的重要指示性標識。運用詞頻統計工具對1440篇論文關鍵詞進行處理和統計分析，共提取6165個關鍵詞，篇均4.28個，其中獨立出現的關鍵詞有2987個。對“高等職業教育”“高職教育”、“職業本科”“職業本科教育”等內涵相同的關鍵詞進行相應合并后，繼續進行統計分析。在社會網絡分析中，一個節點的標準中心度越大就意味著這個節點在網絡中就越重要。根據經驗法則并參考普賴斯計算公式確定高頻詞的閾值為15，共計39個關鍵詞，生成共現詞對331對并計算出高頻詞的節點標準中心度。表11列舉了重復15次及以上的關鍵詞。

　　綜合考量高頻關鍵詞的詞頻和標準中心度的分布情況并征求多位專家意見后，確定2024年度職業教育研究十大學術熱點，分別為：①產教融合校企合作；②新質生產力賦能職業教育；③職業本科教育；④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⑤教育強國；⑥職普融通；⑦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⑧職業教育賦能鄉村振興；⑨現代職業教育體系；⑩高技能人才培養。與此同時，邀請十位專家學者對其進行研究評述，以反映各熱點領域的學術動態與趨勢。

　　(一)產教融合校企合作

　　1.研究進展。自2014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提出“產教融合校企合作”、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系統規劃產教融合政策以來，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受到理論界高度關注，成為職業教育研究中持續性的熱點。2024年，學術界圍繞產教融合校企合作開展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多維度、多層次的理論探索與實踐反思。

　　2.主要觀點。①多維理論審視。從多學科理論視角對產教融合進行了系統性學理闡釋，有的研究基于博弈論和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的整合性分析框架，解構產教融合的運行困境及其突破機制；有的研究通過組織邊界理論揭示產教融合面臨的組織邊界壁壘及其突破策略；有的研究從松散耦合理論視角對產教融合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創新性闡釋；有的研究從交易成本理論視角分析產業學院發展的運行邏輯與治理機制。跨學科理論工具的運用，深化了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本體論認知，對豐富職業教育理論體系、持續推進產教融合改革具有積極意義。②剖析實踐困境。有的研究從我國30個省級行政區2015—2021年的面板數據測度職業教育與產業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結果顯示職教綜合水平低于產業發展綜合水平，職業教育對產業發展的支撐力仍比較弱，“產”“教”系統尚未形成良性互動。有的研究基于全國高職學校產教融合指數分析，發現高職教育產教融合的校熱企冷現象依然明顯。伴隨產教融合組織形態的演進，行業產教融合共同體和市域產教聯合體成為新時期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組織形態的實踐樣態。研究認為，上述“兩體”建設面臨產教融合政策支持不足、多元參與主體的權責劃分不科學、實體化運行中產權界定不清晰、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活力不足、現代化治理結構架設不完善等現實難點。這些矛盾和障礙折射出教育鏈、人才鏈與產業鏈、創新鏈融合的深層挑戰。③創新實踐路徑。在區域整體推進層面，有的研究認為，以部省共同推進的省域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試點為支撐，創新利益分配、資源共享、溝通協調等制度設計，能推進產教融合行動。在單一載體推進層面，有的研究認為，以行業產教融合共同體和市域產教聯合體建設為依托，推進跨界組織實體化運作為關鍵，協調各參與主體利益、明晰法人地位屬性、健全組織結構和加強質量評估，可打造校企命運共同體，推動職業學校扎根區域、融入產業。還有研究立足行業企業立場，對企業參與產教融合的動力機制、行業企業參與職業教育評價等展開探討。

　　3. 研究展望。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來的深遠影響，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研究應以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指引，密切關注教育界和產業界以教促產、以產助教的政策舉措和實際進展，跟蹤研究各地在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推進數字化轉型背景下產教融合政策創新、模式創新，特別是行業產教融合共同體和市域產教聯合體建設運行方面的實踐探索，提煉分析產教融合與校企合作的實踐成效和問題，為深化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協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貢獻更多智慧與力量。

　　(二)新質生產力賦能職業教育

　　1.研究進展。202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黑龍江考察期間首次提出新質生產力概念。目前，學者們主要從職業教育與新質生產力的關系、以賦能新質生產力謀發展、以新質生產力賦能發展三個方面展開研究。

　　2.主要觀點。①職業教育與新質生產力存在“雙向賦能”關系。有學者認為，職業教育與新質生產力有雙向賦能的內在關系，并且兩者的關系已從被動反應轉為雙向賦能，即職業教育推動新質生產力高質量發展，是新質生產力形成的積極要素和重要變量；新質生產力的傳導效應會引發職業教育理念、目標、模式、內容、方式的系統性變革。因此，有學者認為，職業教育與新質生產力的雙向驅動是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邏輯生發點。另有學者認為，新質生產力為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提供動力支撐，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為新質生產力的涌現提供智力保障，兩者存在高度耦合的關系，并從理論邏輯、實踐邏輯和歷史邏輯論證耦合的必然性，從體系建設共塑、人才供求互動、科技供給共生三個方面分析耦合的結構機制、過程機制和動力機制。②以賦能新質生產力謀取發展。推動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戰略任務。有學者認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為職業教育提供明確的發展指引。職業教育要勇擔新質人才的培育使命、打造新質技術的創新高地、適配新質產業的發展需求、聚焦新質生產的變革成效、助推新質治理的向善發展。學者們認為，與新質生產力發展要求相比，我國職業教育專業建設與新質產業脫節、人才培養與崗位標準脫節、教學能級與技術應用脫節、素養養成與創新要求脫節，存在觀念陳舊、產教融合淺層化、制度框架不完善、對外開放程度不夠等現實挑戰。為此，學者們認為，要強化頂層設計，創建賦能新質生產力的長效機制；構建適應產業更迭的人才供求體系，完善專業設置和產業發展的聯動機制，夯實契合社會發展的職業教育模式，打造職業教育多元協同育人共同體；在新質生產力新動能的推動下實現系統性重構。③新質生產力賦能職業教育發展。有學者分析新質生產力整體如何賦能職業教育，如新質生產力推動職業教育數字化，優化人力資源的配置，助力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能凝聚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需求，發揮裂變重組與跨界融合作用，推動多元利益相關者協同治理職業教育公共事務。同時，有學者分析新質生產力中的科技創新、新發展理念等如何賦能職業教育，其中關于人工智能、數智化等新技術賦能職業教育發展的研究成果最為豐富。

　　3.研究展望。研究內容方面，加強對新質生產力及其新發展理念、新型生產關系、新經濟新業態等對職業教育的賦能研究。研究視角方面，強化多學科跨學科研究，融合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理論，深入剖析新質生產力賦能職業教育的內在機制。研究方法方面，更加重視實證研究，通過大規模調查、實驗等方法，對理論研究成果進行分析驗證，為政策制定和實踐提供更具科學性和針對性的依據。

　　(三)職業本科教育

　　1.研究進展。我國本科職業教育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2024年本科職業教育研究呈現出深化研究的態勢。學者們主要圍繞本科職業教育的類型定位、預防學術漂移、制度建設、實踐創新等展開深入研究，這些研究為職業本科教育發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和實踐參考。

　　2.主要觀點。①本科職業教育定位。關于職業本科內涵和定位的認識，有學者提出，推動本科層次職業教育穩步高質量發展，既要有鮮明的職業教育特點，更要具備本科層次特征，應強化職業屬性的辦學定位，構建技術強、產業準、就業穩的教育范式，避免學術漂移。職業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職業教育的最高層次，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職業本科教育高質量發展是以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為目標，以高水平院校、高水準專業和高品質課程體系率先發展為重點。②預防本科職業教育漂移。多個研究探討職業本科院校能否避免學術漂移的問題。學校“升格”后能否保持職業教育屬性和特色，關乎職業院校“升格”后能否保障辦學質量、提升辦學品質。有學者的研究展現了歐洲本科層次職業教育發展的路徑依賴特征和動力機制，總結分析了二元結構下的“雙元制”路徑依賴、中央集權下的專業人才培養的“職業漂移”路徑依賴，以及自由市場經濟模式下的二元走向一元的“學術漂移”路徑依賴。有學者指出，遵循產業邏輯、通過制度創業，構建區別于傳統高等教育的高等職業教育組織場域才是防范職業本科院校學術漂移的關鍵。這些研究為預防本科職業教育學術漂移提供了重要參考。③本科職業教育制度建設。構建職業技術大學的“合法性”應從三個方面著手：關注并提升規范合法性，強化制度供給；要注重可操作性并提升規制合法性，細化具體政策；要提高社會認同度并提升文化—認知合法性。當前本科職業教育發展應完善學位授予等建制，提升社會認同，推動職業本科成為產學研互嵌關鍵載體。關于職業本科院校提升社會服務能力，有研究指出職業本科院校在橫向科研方面其應用研究能力有待提升、知識產權轉化方面存在高技術含量成果偏少、社會服務職能尚未轉變等問題。有學者概括指出，職業本科教育是國家技能形成制度的一種補充與創新，高技能形成是其本體功能與核心要義，為規避高技能形成失靈，要促使行動主體再嵌入與再造高技能形成場域，建立現代契約機制與打造高技能形成新生態，找準生態定位與革新高技能形成范式。關于本科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研究者指出，職業本科產教融合共同體是職業本科教育與產業跨界合作實現產業轉型升級、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培養等需求與供給匹配的新形式、新途徑。在新質生產力為代表的后現代社會階段，產教融合共同體呈現出新質態的“創新驅動”的組織建設機制，必須打造“創新驅動”發展模式。④本科職業教育實踐創新。有研究建議重塑符合學生發展需求的課程價值、構建嵌入性課程治理模式、改革課程治理的運作方式以及創新課程治理變革推進機制，變革面向智能制造的職業本科教育課程治理，形成多元利益主體參與、易于協商合作、資源共享的課程治理體系，確保課程高質量實施，培養適應智能制造產業發展需求的高端技術技能人才。

　　3.研究展望。展望未來，職業本科教育應堅持以高端技能人才培養為目標定位，進一步強調反映職業教育類型特征的產教融合、實踐能力、技術技能積累等核心要素，進一步研究建設技能型高校，實現與研究型、應用型高校分類建設與人才培養分工。本科職業教育與應用型高等教育之間的區別的研究還有待加強。繼續強化本科職業教育發展所需要的配套體系與制度機制，研究形成和完善“職教特色鮮明、本科質量標準”的評價框架。

　　(四)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

　　1.研究進展。隨著國家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的縱深推進，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已從“聯結為先、內容為本、合作為要”，邁向“集成化、智能化、國際化”的新階段。2024年，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研究主要圍繞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核心動力、素養提升、教學場景、治理體系等方面展開深入分析與探索。

　　2.主要觀點。①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核心動力。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核心動力源于產業需求與教育改革的協同推進。研究者普遍認為，數字化轉型需緊扣“產業數字化”與“數字產業化”兩大趨勢，通過校企合作重構專業教學體系。校企應共建數字化實訓環境，開發虛擬仿真實訓系統，推動專業數字化改造和人才培養方案升級。職業院校需根據區域產業鏈需求調整專業內涵，增設數字化、智能化課程，提升學生就業質量。同時，職業院校應結合區域經濟特點，探索“產學研一體化”模式，將企業真實場景融入教學，以虛實結合技術解決實訓設備不足和高危場景教學難題。②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素養提升。研究者一致認為，教師和學生的數字素養是轉型的關鍵瓶頸。學生需具備信息檢索、風險評估和終身學習能力，而教師則需從“技術工具使用”轉向“數字思維內化”，掌握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應用能力，避免“技術表演”，注重教學實效。職業院校需構建教師數字素養框架，結合國際經驗，完善培訓體系。數字素養應融入學生職業能力框架，通過具身化學習體驗培養數字思維，通過激勵機制引導教師參與數字化教學改革，提升其課程開發與混合式教學能力。③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教學場景。高職院校可構建“云課堂+虛擬仿真+混合教學”的多元模式，利用元宇宙、數字孿生技術打造沉浸式學習環境。通過“云上學、實地練”平臺整合全球資源，支持個性化學習路徑。通過虛擬仿真實訓基地解決設備成本高、危險性大的教學難題，實現“時時可學、處處可練”。在課程資源方面，研究者強調開發交互式數字教材，融合動態企業案例，增強課程時效性。基于云班課等智能平臺采集學習行為數據，實現教學評價從結果導向轉向過程性、增值性分析。④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治理體系。國家需完善數字化立法，建立激勵機制，推動技術與教育深度協同；通過“職業教育數字基座”實現數據直連，動態監測全國院校數字化進展，服務政策制定。職業院校需建設校本大數據中心，推進“全維數據、循證決策”，提升管理精細化水平；從“項目驅動”轉向“生態化發展”，完善數字資源準入標準，破解區域間“數字鴻溝”；建立數據驅動的評價認證體系，動態監測學生技能提升和院校質量增長。

　　3.研究展望。未來需進一步聚焦以下四個研究方向：一是新興技術如何推動職業教育場景的智能化重構；二是數據治理與教育生態系統優化，從分散式數據采集轉向全維度整合與智能決策；三是個性化學習與教學模式創新，研究需突破傳統“標準化”教學范式，深化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個性化教育。四是國際化協作與數字生態共建，積極探索跨國職業教育數字認證體系和構建全球化產教融合平臺。

　　(五)教育強國

　　1.研究進展。2024年教育強國背景下的職業教育研究進展呈現三大特點。一是政策響應性。圍繞全國教育大會精神，聚焦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構建與政策落地開展研究。二是問題導向性。關注現實中職業教育吸引力不足、適應性弱、類型特色不顯著等困境，提出教育強國建設行動建議。三是理論建構性。對中國特色職業教育實踐進行理論提升和創新，豐富教育強國的理論建設。

　　2.主要觀點。一是職業教育在強國建設中的戰略價值與功能定位。職業教育是國民教育體系和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培養多元人才、促進就業創業的重要途徑，在助力新質生產力落地、促進高質量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發揮著重要支撐作用。二是職業教育強國建設的內涵要義與推進路徑。職業教育強國建設是教育強國建設的應有之義，需遵循“歷史-理論-實踐-話語”四重邏輯，強調其與教育、科技、人才強國的聯動效應，破解職業教育強國建設過程中的根本問題和重大問題。三是職普融通視閾下職業教育與教育強國的多重邏輯。從“普職融通”到“職普融通”，從“層次”到“類型”，從“類型”到“理念”，職業教育的這種變化邏輯要求加快構建職普融通的教育體系。四是職業教育與終身學習體系建設。研究強調，職業教育需通過終身學習體系建設應對技術變革帶來的職業變換挑戰。學習型社會是教育強國建設的重要基石，繼續教育要成為學習型社會建設的重要力量，需致力構建網絡化、數字化、個性化、終身化的教育體系，為教育強國建設提供有力支撐。五是職業教育助力社會公平建設。職業教育公平是教育強國建設的本質內涵與內在邏輯，是職業教育強國的重要標志與理論監測點，也是我國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基本政策和動力工具。六是職業教育要助力大國外交。研究認為，職業教育“走出去”已經成為現實，要用中國方案在境外培養當地的學生，堅持以服務國家外交大局和“走出去”企業本土化發展所需為主要目的。

　　3.研究展望。在理論創新方面，應著重結合中國國情，在宏觀政策導向下，加強職業教育自主知識體系構建，同時需借鑒其他學科方法，以跨學科方法深化研究。在實踐創新方面，需針對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的未來發展、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生態、職業教育與新興產業的動態適配機制、數字化時代的職業教育改革、職業教育評價體系、職業教育畢業生待遇保障等主題，以問題為導向開展研究，為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和教育強國建設提供更多實踐指導。

　　(六)職普融通

　　1.研究進展。2024年，學界圍繞職普融通開展廣泛研究，相關成果主要聚焦在六個關鍵問題，即職普融通的時代內涵、中等職業教育的合法性問題、綜合高中建設問題、職普融通的國際經驗借鑒、職普融通實踐困境剖析以及職普融通政策優化問題。

　　2.主要觀點。①如何理解職普融通的時代意蘊？學界普遍認為推進職普融通是實現教育強國的重要之舉，能有效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人才支撐，需要跳出單一的職業教育維度，從大教育觀來審視“職普融通”。對此，學界對職普融通內涵理解也愈發豐富，形成了諸如推動國家教育公平與人的多樣化發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適應未來社會發展、防止社會分層固化、優化教育資源的配置，提高教育投資的回報率等多學科視角闡釋。②職普融通與中等職業教育發展困境。不少研究者認為當前我國依舊存在著對中等職業教育的需求，不能因中等職業教育就業屬性的弱化就簡單將其取消，關鍵要結合新時期社會發展目標重新定位中等職業教育功能。③職普融通與綜合高中改革探索。盡管當前不少政策文件均將探索綜合高中作為實現高中階段職普教育融通的重要載體，但學界對此持謹慎態度。不少研究者認為綜合高中的建設仍面臨著政策、標準、教學等方面的困境，對于我國而言，綜合高中難以整合各異質主體溝通銜接。對此，研究普遍認為當前我國應謹慎探索綜合高中建設，充分賦權地方探索和實踐，在發展中試點布局，保持足夠的彈性和靈活性。④教育發達國家推進職普融通的經驗啟示。研究者一方面聚焦以美國、芬蘭等為代表的職普單軌制國家討論這些國家是如何實現學術職業與職業知識的整合，另一方面聚焦以德國、日本為代表的職普雙軌制國家，討論這些國家是如何實現兩種類型教育的平行發展與相互銜接。⑤我國推進職普融通面臨的現實困境與推進路徑。不少學者立足我國推進職普融通的現實實踐，指出課程資源、制度保障、社會氛圍仍是阻礙當前職普融通實踐的關鍵。也有學者將視線聚焦政策執行落地的多重阻滯，即缺乏對職普融通實施的宏觀指導意見、地方政府的職普融通政策存在一定的設計不合理。對此，研究普遍認為要建立完善的職普融通政策體系：一是要強化中央到地方的統籌，加強政策設計和系統規劃；二是制定科學、適用和可操作性的質量評價標準體系；三是完善多元協同機制，將政府主導和多元參與密切結合，理順政策協同主體關系。

　　3.研究展望。未來“職普融通”研究需重點關注以下方向：一是政策細化與地方適配研究，如何建立“國家統籌+地方特色”的分層政策體系，細化“國家-省-市”三級政策聯動機制，研究地方結合實際需求設計特色融通路徑；二是破解職業能力與學術能力的量化兼容這一職普融通落地的關鍵難點；三是構建多方協同的職普融通社會支持網絡，加強公眾認知引導，重塑職業教育的文化價值。

　　(七)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

　　1. 研究進展。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研究在2024年受到持續關注，并且相關探討更加細致和深入。其重要關鍵詞是“數字化”和“新質生產力”。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實踐邏輯，不僅在于是自身發展的內在要求，作為高質量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教育強國建設提供支撐；還在于要服務于國家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現實需求，實現與培育新質生產力形成良性互動。

　　2. 主要觀點。一是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意義。高質量職業教育作為培養高水平技術技能人才的主戰場，與新質生產力有著伴生與耦合的現實邏輯，對新質生產力的孕育與鍛造具有重要的驅動作用，因而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重要一環。二是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水平與測量維度。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水平的高低及測量標準，不僅能精準衡量職業教育發展現狀，還能為職業教育體系的持續優化和改進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衡量指標主要圍繞社會、職業教育、學生等不同主體的需求而提出，如包括社會貢獻度與產業對接、職業教育辦學提升與創新可持續發展、學生成才通道擴寬等維度。三是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實踐路徑。從“大學-國家-社會”三角協調理論框架、嵌入性理論分析框架等視角，探討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有效發展路徑。在策略層面，提出外部條件優化助推職業教育內部質變的路徑，倡導強化多主體參與、促進與產業需求對接、優化人才選拔培養評價機制等。四是數字生態為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提供契機。數字化轉型有助于重構職業教育生態，引領教育理念變革、方法變革、實踐變革，促進優質職業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推動產教融合共同體共建共享，形成泛在社會構建職業教育跨界共在體，打造人技和諧的生態場域。五是職業教育課程的高質量發展。強調整合性課程設計，推動知識的融合與交叉，提供真實或仿真的學習環境；強調對接區域產業需求，設置具有地方特色的課程體系；強調要為學生提供適性化課程，以滿足數字化時代學生發展的新特點。六是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區域實踐。對區域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進行分析，如浙江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的實踐探索等。

　　3.研究展望。未來研究有以下三個推進方向。一是職業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深度推進，建立“人工智能+新質生產力+職業教育”協同發展模式，創設“虛實共在”育人范式；二是基于大職業教育觀，深入推進職普融通、產教融合、科教融匯，促進教育、人才、產業與創新緊密銜接，建設更全面高效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三是職業教育的區域化發展，在區域間協調發展基礎上，優化職業教育及其數字化布局，實現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與區域高質量發展緊密結合。

　　(八)職業教育賦能鄉村振興

　　1.研究進展。職業教育賦能鄉村振興是落實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路徑，也是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命題。2024年，學界圍繞職業教育賦能鄉村振興的內涵、意義、邏輯與數字化趨勢等問題展開深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2.主要觀點。①職業教育賦能鄉村振興的內涵。職業教育賦能鄉村振興的核心是通過技術技能人才培養、產業服務與文化傳承，推動鄉村經濟、社會與生態的全面振興。其內涵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經濟賦能，通過產教融合激活鄉村生產要素，有學者認為職業教育需要以技術賦能為抓手，將生態資源轉化為產業經濟價值。二是人力資本賦能，通過培育新型職業農民、鄉村工匠等本土化人才，解決“人才空心化”問題，有學者認為職業教育需要構建“生產經營-治理-科技”三位一體的人才培養體系。三是文化賦能，通過傳承鄉土文明，重構鄉村公共精神，有學者認為職業教育應借助文化主體培育等方式，增強鄉村文化內生動力。②職業教育賦能鄉村振興的意義。一是服務共同富裕目標，職業教育通過技能培訓與就業支持，提升農民收入水平，阻斷貧困代際傳遞，有研究發現職業能力培養可有效降低返貧風險。二是推動城鄉融合發展，職業教育通過人才供給與技術服務，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有研究通過扎根理論分析發現系統共治模式可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三是支撐鄉村治理現代化，職業教育培養的復合型治理人才，能夠提升鄉村組織效能，有研究提出職業院校可通過參與鄉村公共事務培訓，助力基層治理能力提升。③職業教育賦能鄉村振興的邏輯。一是頂層邏輯，遵循國家鄉村振興戰略導向，強化職業教育類型定位，將服務鄉村納入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二是實踐邏輯，立足鄉村實際需求，構建“產教融合-數字化-文化嵌入”三維路徑，有研究提出“五維賦能”模式，涵蓋人才賦能、科技賦能、品牌賦能、文化賦能、孵化賦能等。三是治理邏輯，協調政府、市場、社會多元主體，完善政策供給與資源配置，有研究指出，需加強職業教育服務鄉村振興的制度保障。④職業教育賦能鄉村振興的數字化趨勢。通過虛擬仿真實訓、遠程教育平臺應用，提升鄉村人才培養效率，有學者建議開展農民數字應用技能培訓行動，培養“數字新農人”。

　　3.研究展望。未來職業教育賦能鄉村振興研究需要在以下四個方向重點突破。一是探索人工智能、綠色技術等新質生產力如何賦能鄉村產業升級，重構職業教育人才培養模式。二是明確農民對職業教育的真實需求，優化“新型職業農民”的培養標準與課程設計。三是針對東中西部、民族地區等不同區域，構建職業教育賦能鄉村振興的分類指導方案。四是建立涵蓋經濟貢獻度、社會效益、文化影響力的多維評價指標體系。

　　(九)現代職業教育體系

　　1.研究進展。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上明確提出要“加快構建職普融通、產教融合的職業教育體系”。2024年，學術界圍繞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制度結構、運行機制、發展路徑等展開了多維度探討，致力于探索適應新階段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

　　2.主要觀點。①制度結構：構建橫縱融通的技能人才成長路徑。橫向的職普融通與縱向的中本貫通成為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夯實技能人才成長路徑的重要舉措。一方面，職普融通作為推動教育現代化、培養高素質人才的關鍵，各地應立足區域實際，統籌教育資源，制定符合本地實際的職普融通方案，為現代教育體系的建設提供支撐。同時，通過學制互通、學籍互轉、資源互享、學分互認等方式，賦予學生更大的選擇權，鼓勵他們根據自身興趣和需求，在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之間自由流動，拓寬其發展空間。另一方面，構建中職至本科的縱向貫通體系，是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的重要任務。當前亟需緊扣區域經濟和產業發展需求，加強部門協同，完善中職至本科的銜接機制，并探索建立“職業行家-專業學士-專業碩士”的多層次資格框架，鼓勵教育機構為學習者提供個性化的服務。②運行機制：加強產教融合實體化運作與認證體系優化。當前，市域產教聯合體與行業產教融合共同體已成為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重要組織形式。為確保其高效運行，關鍵在于明確治理結構與責任分工，推動治理模式從行政命令式向引導調控式轉變，并制定差異化的激勵政策，確保多方主體在權責利分配上的協同與均衡，從而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提供有力支撐。與此同時，技能人才評價認證體系的完善是確保職業教育體系健康運轉的關鍵因素。然而，當前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存在種類繁多、設置交叉、部門間互認困難以及管理碎片化等問題，嚴重削弱了技能人才評價體系的科學性與公信力。因此，學者們認為應合理設計職業資格證書體系的建設思路，緊密圍繞技能型社會建設需求，提升認證內容與產業崗位的契合度，進一步提升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整體效能。③發展路徑：推動數字化賦能與國際化轉型并行發展。當前，數字技術在職業教育教法革新、資源整合和場域延伸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為提高教學效率和學習質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這就要求職業教育體系能夠靈活適應技術發展的趨勢，強化數字化轉型戰略認知，以重塑職業教育新生態。職業院校應聚焦技術與數據，整合多元數字資源，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從而實現教學資源數字化、教學過程智能化和個性化、教育管理信息化與數據化。此外，拓寬職業教育國際視野是增強職業教育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途徑。通過引進國際先進的教育理念和教學方法，完善職業教育國際合作溝通機制，加強地方政府、行業組織、職業院校、海外企業聯動協作，有助于提升職業教育的全球認可度和影響力，使其更好地服務企業“走出去”戰略，形成產教融合的良性互動，推動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和人才鏈中占據更高地位。

　　3.研究展望。未來研究可從以下三個方向深入推進。一是聚焦技能型社會建設中的制度創新研究。職業教育體系的健全是建設技能型社會的核心。未來研究應圍繞新八級工制度的實施路徑、職業技能等級與崗位需求的匹配機制等展開，深入分析如何在“政府主導、社會協同”治理模式下優化資源配置，推動教育與產業高效銜接，加快技能型社會的建設步伐。二是深化省域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研究。未來研究應聚焦省域層面的職教體系建設，探索區域間教育資源統籌與共享機制，提升職業教育服務區域協同發展的能力。三是加強職教出海研究。進一步關注如何提升我國職業教育的國際影響力，圍繞跨國教育合作、國際認證標準對接等議題，提升我國職業教育的國際影響力與制度兼容性。

　　(十)高技能人才培養

　　1.研究進展。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和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高技能人才在推動技術創新、促進產業升級中的作用愈發凸顯。2024年相關研究聚焦高技能人才的培養、使用和發展等方面，既有對高技能人才培養政策和制度的梳理和解讀，也有對高技能人才培養的主體、方式和載體的分析。尤其是近年來數字技術對產業發展的深度嵌入，不斷形塑高技能人才培養、使用和發展的內外部環境，以及高技能人才的能力結構，使不少研究開始關注高技能人才培養中的數字化趨勢。

　　2.研究觀點。①高技能人才的內涵與特征。高技能人才不僅是技術工人中的“能工巧匠”，更是具備創新能力、復合技能和職業素養的高層次人才。他們不僅需要掌握精湛的技藝，還應具備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和持續學習的意識。②職業教育與高技能人才培養的關系。職業教育是高技能人才培養的基礎，但單純依靠職業學校教育難以滿足高技能人才的成長需求。研究強調，職業教育應與職業繼續教育相結合，構建“職業學校教育+職業繼續教育”的雙軌制體系。此外，職業教育應更加注重實踐教學和企業合作，通過工學結合、項目導向等方式提升學生的實踐能力。③產教融合對于高技能人才培養的重要性。產教融合是高技能人才培養的關鍵。研究指出，企業應深度參與職業教育，通過共建實訓基地、聯合培養等方式，推動人才培養與產業需求的精準對接。同時，政府應加強對產教融合的支持，完善相關政策和制度，促進校企合作的可持續發展。④高技能人才培養數字化轉型的必要性。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高技能人才培養必須適應數字化轉型的要求。研究提出，職業教育應引入虛擬現實、模擬仿真等現代教育技術，提升教學效果。此外，數字化轉型還應體現在課程內容的更新、教學模式的創新以及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上。

　　3.研究展望。未來可在以下方面做進一步研究和探討。一是要加強政策研究與創新。應找準阻礙高技能人才有效培養和高效使用的制度堵點，進一步完善高技能人才培養的政策體系，加強對政策落實情況的監督和評估，同時，應根據產業發展需求，動態調整政策內容，實現政策層面對不同類型、不同發展階段的高技能人才的差異化扶持。二是要深化培養模式改革。不斷優化專業設置和課程體系，改革學制設置，促進學習方式的現代化變革。三是要注重探索匹配高技能人才培養和使用的產教融合模式，尤其是企業在高技能人才的培養和使用上如何更好地發揮功能，以及如何實現職前教育和職后培訓一體化，為高技能人才的挖掘、培養和成長提供系統化路徑。四是進一步強化數字化人才培養。包括分析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如何重塑高技能人才的培養生態、如何重構高技能人才的能力結構等。五是進一步拓展高技能人才培養的國際視野，挖掘不同國家高技能人才發現、培養和使用的先進經驗。

　　【王小梅，江西師范大學特聘教授，《中國高教研究》主編、編審；祝鴻平，浙江省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周詳，中國人民大學評價研究中心研究員，教育學院副教授；劉植萌，全國高校信息資料研究會研究部副主任】

　　(十大學術熱點的評述專家依次為：祝鴻平、胡海青、和震、郭福春、許建領、劉曉、宋齊明、李陽、冉云芳、莊西真)

　　原文刊載于《中國高教研究》202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