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高校科研成果困于“止步論文”“轉化率低”的行業難題時，一所扎根粵港澳大灣區的年輕學府，走出了一條學術研究與產業發展同頻共振的特色路徑。

2026年6月5日，全球知名科學信息與決策支持機構愛思唯爾（Elsevier）與香港科技大學（港科大）聯合發布了一份名為《以科研與創新驅動社會經濟效益：香港科技大學的實踐與洞察》的專題報告。報告依托愛思唯爾旗下全球權威文獻數據庫Scopus與科研分析平臺SciVal，以詳實的量化數據及深度分析勾勒出一所建校僅三十五年的年輕大學，如何在科研產出、校企合作、成果轉移和區域創新中構建價值轉化鏈條的完整圖景。

報告顯示，過去五年，港科大科研產出復合年均增長率達10%；產學合作產出占比6.2%，是全球平均水平2.7%的兩倍以上，合作論文的FWCI指數高達4.4；1995年至2024年間孵化超630家衍生企業，逾80%在近十年內成立，98%以上布局于粵港澳大灣區。

據悉，愛思唯爾長期依托Scopus、SciVal等工具，為全球高校、科研機構提供科研績效評估、合作分析與發展規劃支撐，其數據體系也是泰晤士高等教育、QS等主流世界大學排名的核心數據源，具備極強的權威性與參考價值。

從“論文導向”到“影響力導向”


如何將辦學初心轉化為制度保障？鄭光廷的回答頗為直接：“最重要的是港科大的文化。我們定位就是做有影響力的科研，訓練學生做有影響力的領導者。如果定位是影響力，就不會僅止于發表論文。”

“發表論文是科研的重要里程碑，但絕不是終點。”鄭光廷在采訪中多次強調港科大獨特的教育哲學。“光有理念還不夠，港科大希望把科研成果一直往下推，這一點，我們一直非常有系統地在推進。”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創校之初，當全球多數高校仍將“深耕學術、發表論文”作為目標時，港科大便確立了“科研服務社會、成果落地產業”的發展定位，鼓勵師生既要深耕理論，也要動手實踐，做到“腦手并用”。

大疆無人機便是這一理念下誕生的經典案例。“大疆是我們學校非常引以為榮的獨角獸企業，它的無人機是在學校做出來的。”作為港科大知名校友企業，其創始人汪滔在校期間便是學校機器人競賽團隊骨干，長期的科創實踐和競賽經驗，讓他的想法逐步落地，最終成長為全球知名的獨角獸企業。“讓學生在學習和科研的過程中，同時了解到所學如何能落在實用上”，這是港科大體系的設計初衷。

“在文化上，港科大一開始就建立要做有用的東西。當然，我們不可能一直把東西做到最后成產品。但是能夠做到讓外面的企業接受，是我們的責任。”為打通科研與產業的壁壘，港科大搭建了全鏈條支撐體系：

在知識產權管理上，建立專業化團隊負責專利申請、技術許可與成果對接，讓科研人員無需分心對接市場；在平臺搭建上，與騰訊、華為、比亞迪、英特爾等海內外龍頭企業共建27個聯合實驗室，企業將產業一線的真實難題帶入校園，師生從科研源頭瞄準市場需求開展攻關，實現科研起步即對接產業；在資金支持上，學校設立專項科創資金，為處于轉化中間階段的項目提供扶持，填補基礎科研資金與市場化投資之間的空白地帶。

　　跨越死亡谷：產學研如何真正落地

產學研融合喊了多年，但真正做好的并不多。業內將基礎研究與市場化應用之間的斷層形象地稱為“死亡谷”，足見其跨越之難。產學研融合不深、成果轉化不暢，到底卡在哪里了？

鄭光廷認為，首先卡在評價導向與使命認知。“當學校的評價系統只是評價有多少論文、甚至引用多少次的時候，所有人都會根據這個體系往前走。”他說，全世界很多學校也是最近幾年才開始轉變。“當科研人員的價值只由論文衡量，所有人都會向單一目標靠攏。”

鄭光廷表示，港科大從頂層設計上調整評價導向，將成果轉化、產業貢獻、社會影響力納入科研人員考核范疇，重塑科研人員的使命與動機，讓“跨越死亡谷、創造實際價值”成為師生的主動追求。

其次是人才結構。鄭光廷認為，科研人才、創新人才和創業人才“有相當相似性，但技能不一樣”。科研人員擅長理論攻關，創新者擅長0到1的突破，創業者精通市場運營，而成果轉化恰恰需要三類人才協同發力。

科大的做法是著力打造多元化人才梯隊，讓這三類人“混在一起”。一方面匯聚全球頂尖基礎科研人才，保障原始創新能力；另一方面開設系統的創業課程、舉辦科創競賽，培養師生的市場思維與實踐能力，同時引入產業界資深人士參與教學與項目指導，讓不同類型的人才交融碰撞，補齊轉化環節的人才缺口。

最后是能力培養與協同機制。“學生要被教育和訓練，教授、科研人才也要不斷地去磨煉”為此，港科大通過常態化校企合作、聯合項目、實地交流等方式，持續鍛煉師生的跨界協作能力。

更重要的是，學校始終秉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定位，不包攬從科研到量產的全流程，而是扮演“推動者”與“鏈接者”的角色，聯動企業、政府、金融機構等多方力量，構建產學研政企金協同生態，各司其職、分工協作，共同推動成果走向市場。“學校一定不能覺得他什么事情都能做，這是不可能的，所以科大的文化就是包容、自由、合作”。

這三點，總結起來就是：“為什么要做？合不合適我們做？我們做不做得出來？”鄭光廷說，“港科大有各式各樣的創業教育，有知識產權管理的機制，有創業競賽，有經驗學習，這些東西就是讓我們的科研人才能夠把事情做出來。”

依托這套組合拳，港科大的成果轉化效率持續領跑。數據顯示，港科大每100篇論文可產生12.2次專利引用，意味著學術成果被產業界高頻吸納；超120項知識產權許可協議落地，讓實驗室技術持續轉化為企業生產力。大量硬科技成果走出校園，催生了一大批優質企業。

　矩陣式創新：構建大灣區的共生引擎

報告顯示，港科大孵化的衍生企業高度集中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微電子、先進材料等硬科技領域，且絕大多數布局在大學周邊100公里范圍內，即集中在粵港澳大灣區一帶。


這背后，是學校深度融入區域發展的戰略眼光。鄭光廷在采訪中特別提到了一種“矩陣式的科研推進方法”。他指出，美國硅谷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大學與企業、產業建立了共生系統。

港科大正在大灣區復制并升級這種模式。從深圳南山到福田河套，從廣州南沙到佛山，港科大建立了多個產學研平臺和研究院。這些平臺就像是港科大伸向產業一線的“觸角”，讓教授們能聽到產業一線的“炮火聲”，讓學生們能接觸到最鮮活的商業案例。

此外，港科大的雙校區互補機制同樣值得關注。廣州校區以“學域”和“樞紐”取代傳統學院系所，從底層架構上打破了學科壁壘，并與清水灣校區形成“一體雙校、優勢互補”的格局。“我們希望廣州校區做一些我們過去做不到的事情。”鄭光廷說。

此外，兩校通過共享大型研究設施、師資互聘以及‘1+1+1’的聯合科研計劃，實現了深度的聯動。

“除了大灣區，2025年初我們還在上海成立了中心，未來版圖將進一步擴展至長三角和京津冀。”鄭光廷表示。

重新定義大學的價值

在應對全球共同挑戰方面，港科大展現了強烈的科研承諾。報告顯示，港科大超過四分之一的研究產出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高度契合，SDG相關發文在同類院校中增長率名列前茅，學術影響力位居第二。特別是在目標14（水下生物）和目標7（經濟適用的清潔能源）領域，港科大的學術產出相對活躍指數（RAI）大幅超越中國香港、中國內地及全球平均水平。且研究成果頻繁被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經合組織引用，政策影響力走在前列。

這與鄭光廷反復強調的“影響力”理念形成呼應——大學的價值不應僅以論文和排名來衡量。


面對AI時代對所有專業的沖擊，鄭光廷給學子的建議也回歸到這一核心：“我建議學生對人有更多的了解。任何一個專業如果能了解人類需求，就能在AI世代里找到迭代的方向。”他坦言，“需求一直在變”，“readytoresetyourcareerformultipletimes”——準備好多次重啟自己的職業生涯，才是面對不確定時代最重要的能力。

從一間年輕的研究型高校，到全球產學研融合的標桿；從單一的學術科研，到賦能灣區、鏈接全球的創新引擎，港科大用三十五年的實踐證明，當一所大學真正將“服務社會”刻入基因，當它敢于打破圍墻、擁抱企業、容忍試錯，它就能釋放出驚人的能量。這種能量不僅體現在數百億的經濟價值上，更體現在它為大灣區乃至全球培養了一批既能仰望星空、又能腳踏實地的實干家。

在創新驅動發展的今天，港科大的探索或許正是我們尋找已久的那條從“書架”通往“貨架”，從“跟跑”邁向“領跑”的康莊大道。

本文為EOL教育在線原創作品，轉載請注明：轉載自EOL教育在線。

作者：黃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