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年科普博主“耿同學講故事”在社交平臺持續發布學術打假內容

　　2026年初夏，一個名叫“耿同學講故事”的賬號，讓中國學術圈陷入了巨震。這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專業博士肄業的95后，用幾段短視頻，實名舉報了多所頂尖高校的院長、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杰青”)、長江學者涉嫌論文圖片造假。隨著各高校陸續公布調查結果，事件持續沖上熱搜，主流媒體爭相跟進。

　　這一切并非沒有前車之鑒。早在2017年，就曾爆發過震驚國內外的《腫瘤生物學》107篇論文集中撤稿事件，科技部隨即會同教育部等部門成立聯合工作組，對107篇論文逐一徹查;此后數年，國家層面的專項整治行動從未停歇。

　　然而，警鐘并未喚醒足夠的敬畏。近十年過去，造假并未停止，手法甚至更加肆無忌憚。

　　2026年春天，一個退學博士用幾個視頻，再次將這個問題推到了公眾面前。

　　當輿論的目光聚焦于“誰被查了、誰被處分了”的時候，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卻更應該被追問：為什么這些頂著最耀眼頭銜的學者，要冒著身敗名裂的風險去造假?為什么這件事需要一個退學博士來捅破，而不是被學術體制本身發現和糾正?

　　一個退學博士，為何能做到體制做不到的事

　　耿同學的打假工具并不神秘：AI圖像比對工具、統計學分析軟件、公開可查的論文數據庫。他在舉報同濟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王平時，指出那篇2025年發表于《Nature》的論文中，196只實驗小鼠的體重數據精確到小數點后兩位，且整列數字末位幾乎全為“5”，兩列數據相差恰好0.3——這在真實的生物實驗中幾乎不可能自然發生。 這類異常，任何具備基本統計學常識的人都能看出來，問題在于，在他之前，沒有人去看，或者說，沒有人愿意去說。

　　這恰恰反襯出一個令人不安的現實：在他之前，這些問題不是不存在，而是沒有人去捅破。期刊編輯、同行評審、所在高校、主管部門——這條本應層層把關的學術鏈條，在實踐中出現了系統性的失靈。

　　從技術層面看，圖片造假是生物醫學領域學術不端的重災區，也是最難被普通文字查重系統發現的一類。

　　發表于《編輯學報》的研究指出，隨著Adobe Photoshop(簡稱PS)等圖像處理軟件的普及，作者可以輕易對實驗圖片進行移位、旋轉、拼接、裁剪等操作，而目前大多數期刊的圖片審查仍依賴人工篩查，檢測手段嚴重滯后。

　　復旦大學附屬眼耳鼻喉科醫院《中國眼耳鼻喉科雜志》曾公開多起典型案例：有的論文文字重復率接近零，卻在數據邏輯上漏洞百出;有的作者被追問原始數據，直接主動要求撤稿。這些案例說明，僅靠現有的查重機制，根本無法有效攔截精心設計的圖片造假。

▲2001—2020年主要學科領域學術不端撤稿頻次占比
(來源：陳婧嫣、薛瀾論文)

　　耿同學之所以能做到體制做不到的事，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原因：他已經退出了學術圈，沒有什么可失去的。

　　他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說，自己離開學術圈，正是因為無法接受那種“重包裝、輕科學”的研究文化。用他自己的話說：“無欲則剛。”這句話聽起來輕巧，背后卻是一個沉重的現實：對于仍在體制內的研究者來說，舉報同行或上級意味著巨大的個人風險。

　　事實上，耿同學在5月27日發布的最新視頻中表示，他將停止直接向涉事學者所在機構舉報，原因是擔憂家人的人身安全。一個打假者因安全顧慮被迫收手，這本身就是對現行舉報保護機制的一次無聲控訴。

　　數字背后：這不是個別現象

　　耿同學打假事件之所以引發如此強烈的社會反響，部分原因在于它觸碰了一個長期被回避的事實：中國學術不端問題的規模，遠比公眾想象的嚴重。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薛瀾的研究顯示，全球學術不端撤稿數量從2001年的171篇激增至2020年的2298篇，20年間增長了12.4倍，年均增幅達16.7%。在這一趨勢中，中國的表現尤為突出：2025年《自然》雜志的數據顯示，2014年至2024年全球約4萬篇撤稿中，中國學者參與的超過2萬篇，占比近60%。中國整體撤稿率為0.3%，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更是美英等國(約0.04%)的7.5倍。

▲2001—2020年全球學術不端撤稿數量趨勢圖
(來源：陳婧嫣、薛瀾論文)

　　國際期刊《Publications》2025年發表的研究進一步指出，截至2025年2月，中國機構附屬的論文被撤稿總量已達30977篇，2022年單年撤稿量高達9801篇，占當年全球撤稿總量的55.6%，創歷史紀錄。

　　劉普等人對1990年以來媒體公開報道的64起學術不端典型案例進行分析后發現，涉事高校中985高校16所、211高校12所，合計占全部涉事高校的近57%——名校并非學術“凈土”。在64名涉事人中，教授職稱者38人，占比59.4%;其中還包括中科院院士3人、工程院院士2人、長江學者3人。 這些數字，是耿同學舉報事件的真實背景。他捅破的，不是幾個害群之馬的個人丑聞，而是一個系統性問題的冰山一角。

　　《南華早報》報道，在國內，能夠在《Nature》上發表論文，數十年來被視為最高學術成就，是晉升、獲取科研經費和進入國家人才計劃的快速通道。但如今，這種聲望正在變成一種負擔——因為它同時也意味著更高的造假動機，以及一旦被查就更大的輿論風險。報道援引國內社交平臺上流傳的一句話，令人印象深刻：“連《Nature》都不能信了。”

　　為什么造假?壓力、激勵與“優勝權”競爭

　　理解學術不端，不能只停留在道德譴責層面。一個更值得追問的問題是：這些已經站在學術金字塔頂端的人，為什么還要造假?

　　清華大學薛瀾的研究提出了一個頗具解釋力的框架。他們認為，國內科研體系長期遵循“競爭擇優”的資源分配機制，研究者爭奪的不是西方學術語境中的“優先權”(誰先發現)，而是“優勝權”——誰能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獲得項目經費、高端頭銜、晉升機會。在這種機制下，壓力的核心來源不是絕對標準，而是同行的相對表現。當周圍的人都在快速發論文、刷影響因子，一個人哪怕已經很努力，感知到的壓力也會劇增。這種相對壓力，正是驅使部分研究者突破科研規范底線的關鍵因素。

▲中國科研“優勝權”競爭機制與學術不端壓力傳導
(來源：陳婧嫣、薛瀾論文)

　　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研究員王明遠在今年5月發表的一篇評論中，用了一個頗為形象的比喻：當大學被當作流水線工廠來運營，學術生活就被壓縮成論文、項目、經費、頭銜的官僚賬本，這套體系像壓實的土壤，把學術生命力所需的養分全部榨干。這句話，或許是對當下中國科研生態最精辟的一次民間診斷。

　　中國科協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早在2012年，基于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的研究則從另一個維度提供了印證。調查顯示，當時的科技工作者們已經普遍認為學術不端的最主要成因是“科研評價體系不合理”和“學術監督機制不健全”，而非個人道德品質問題。換言之，當事人固然有責任，但制度性因素才是這一問題持續蔓延的土壤。

　　從宏觀視角看，中南大學莫甲鳳的研究指出，學術造假的成因可以從三個層次加以理解：微觀層面是科研人員缺乏自律;中觀層面是學術評價異化，“唯論文”、“唯影響因子”導致數量壓倒質量;宏觀層面則是行政權力過度滲透學術，使學術評價喪失了獨立性。這三個層次疊加在一起，共同構成了一個“造假者理性”的溫床：造假的收益顯而易見，被發現的概率相對較低，即便被發現，處理結果也往往“雷聲大、雨點小”。

　　“杰青”光環之下：精英培養體系的信任危機

　　此次事件中，被舉報者的身份高度集中，幾乎清一色是“杰青”獲得者、長江學者或院士候選人，這絕非偶然。

　　在中國學術體系中，“杰青”、“長江學者”等頭銜是僅次于院士的最高榮譽，一旦獲得，便意味著更大的實驗室、更多的公共經費、更高的機構地位，以及更廣泛的學術資源控制權。 正因如此，這些頭銜的競爭極為激烈，而競爭的核心貨幣，正是高影響因子期刊的論文數量。

　　以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副主任康鐵邦為例。他擁有德國比勒費爾德大學博士學位，曾在MD安德森癌癥中心和華盛頓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2008年通過中山大學“百人計劃”全職回國，此后在《Science》《Nature Cell Biology》《Nature Cancer》《Cell Research》等國際頂刊上以通訊作者身份發表論文逾70篇，培養了40余名博士、博士后，且多人獲得國家級項目資助。這樣的履歷，在任何評價體系下都堪稱優秀。

　　然而，耿同學舉報的核心論文——2020年發表于《Nature Cell Biology》的骨肉瘤轉移研究——早在2021年就已被學術打假平臺PubPeer的用戶標記出圖片重復問題，并于2024年以“圖片制作錯誤”為由發布了更正聲明，但聲稱“不影響結論”。

　　這意味著，問題在公開平臺上已存在了至少三年，卻沒有觸發任何正式調查，直到一個退學博士的視頻讓它無處遁形。

▲耿同學舉報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實驗研究部副主任康鐵邦發表在《Nature》子刊上的論文存在數據和圖像造假的嫌疑(來源：耿同學講故事視頻截圖)

　　有媒體報道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場風波已經從個別研究者的學術不端問題，擴展為對整個精英科學家培養體系的信任危機。

　　當“杰青”這個本應代表中國最優秀科研力量的標簽，開始頻繁與造假丑聞聯系在一起，公眾對這套精英選拔機制的合法性，自然會產生一些質疑。

　　體制的自我修復能力，才是核心問題

▲同濟大學就王某學術不端問題發布的官方調查結論(來源：同濟大學校內公告)

　　耿同學打假事件最值得深思的，或許不是“誰造了假”，而是“為什么是他發現的”。

　　一個已經離開學術圈的個人，憑借公開可查的數據庫和圖像分析工具，在短時間內舉報了多位頂尖學者，并引發了高校的正式調查。這說明這些問題在技術上并不難發現，缺的是發現它的意愿和機制。

　　同行評審本應是學術質量的第一道防線，但在實踐中，評審人往往與被評審者處于同一個小圈子，利益牽絆使得真正的獨立評審難以實現。期刊編輯在圖片核查上的技術能力和人力投入嚴重不足。高校內部的學術委員會，在面對本校知名學者時，獨立調查的動力和底氣都十分有限。

　　人民網“人民銳評”直接點出了這一問題：高校、學術期刊、學術委員會本應是捍衛科研誠信的第一道防線，然而部分機構或受困于排名焦慮、項目指標，或抱著“家丑不可外揚”的心態，對學術問題往往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防線層層失守。

　　國際社會對這一問題的關注也在持續升溫。《南華早報》就此事向國際學術出版巨頭施普林格·自然集團(Springer Nature)詢問，該集團回應稱：“我們已收到關于五篇期刊論文的質疑，目前正在進行嚴格調查。調查完成后，我們將依據相關政策采取適當行動，以保護科學記錄的完整性。”這一表態說明，國際頂級出版機構已將此次事件納入正式處理程序。而施普林格·自然集團研究誠信負責人此前也曾表示，一旦發現有據可查的造假證據，涉事人員將被列入內部黑名單，限制或禁止其后續發表及參與同行評審。

　　這種來自國際出版機構的外部壓力，在某種程度上正在倒逼國內的治理升級。但外部壓力終究只是補丁，真正的問題在于內部機制是否能夠自我運轉。

　　治理：從運動式打假到制度性防線

▲有關學術論文學術不端行為的政府文件
(來源：王沁萍、李軍紀論文)

　　我們并非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從2002年教育部發布《關于加強學術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到2022年22個部門聯合出臺《科研失信行為調查處理規則》，治理框架已經從道德規范走向法治化。

　　而這套治理框架的壓力測試，早在多年前就已經開始。

　　2017年4月，自然出版集團宣布集中撤回旗下期刊《腫瘤生物學》107篇論文，涉事作者全部來自中國。調查顯示，101篇論文存在虛構同行評議專家或偽造評議意見的問題，其中大量由第三方中介機構代寫代投，嚴重損害了中國科技界的國際聲譽。科技部隨即會同教育部、衛生計生委等部門成立聯合工作組逐一徹查：521名涉事作者中486人被認定存在過錯，相關責任人被撤銷職稱、追回獎金、取消項目申報資格，中國工程院甚至暫停了1名涉事作者的院士候選人資格。科技部明確表態，要形成“零容忍”的態勢，堅決遏制學術不端行為滋生蔓延的勢頭。

　　2021年，科技部、教育部、衛生健康委等部門依托科研誠信建設聯席會議建立聯合工作機制，當年公布12批共235篇造假論文查處結果，年底再度通報119篇，對293名責任人作出處理——撤銷學位9人，撤銷職稱20人，追回獎金46萬余元，取消項目申報資格255人。科技部還專門開發了智能監測工具，對近年發表的學術論文開展主動排查。

　　2025年11月，新一輪專項整治啟動。科技部會同有關部門部署開展“學術不端撤稿論文專項整治行動”，明確將嚴重科研失信行為記入“科研誠信嚴重失信行為數據庫”，在項目申報、院士增選、科技獎勵等環節開展失信懲戒，并要求各地各部門建立常態化工作機制;這一部署隨即在高校系統層層落地，全國高校陸續發布撤稿論文自查通知，限期上報。

　　然而，從2017年到2021年，從2021年到2025年，每一輪“零容忍”表態之后，問題并未消失，只是暫時沉入水面之下。專項整治啟動后不到半年，耿同學的系列舉報便接連坐實了同濟大學、南開大學、中山大學等頂尖高校的多起造假案例。這條時間線本身，就是對“運動式治理”局限性有力補充——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缺少規定，也不是缺少行動，而是為什么造假的土壤始終肥沃。

　　1月份，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通報了2026年第1批案件通報處理結果，對涉及代寫代投、剽竊、圖片偽造篡改等問題的46名學者、20個案例予以處分，包括撤銷項目、追回經費、取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申請和參與申請資格若干年等。

▲ 2026年1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發布今年第1批案件通報共20起(來源：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官網)

　　但制度文本的完善，與制度的實際執行之間，仍然存在相當大的落差。莫甲鳳的研究指出，學術打假之所以需要上升為“國家行動”，恰恰說明高校內部的自我凈化機制長期失靈——如果學術共同體能夠有效自律，就不需要政府出面。

　　而國內媒體也注意到一個頗為諷刺的現象：部分高校在處理問題論文時，采取“靜默撤稿”的方式，將涉事論文從學術數據庫中悄悄刪除，不留任何痕跡，實質上是在掩蓋學術不端記錄，將代價轉嫁給整個科研共同體。

　　真正有效的治理，需要在幾個關鍵環節同時發力。

　　首先是改革評價體系。“唯論文”、“唯影響因子”的導向不改變，造假的激勵就不會消失。近年來推行的“破五唯”改革方向是正確的，但落地執行中仍面臨“用什么替代”的難題，需要更具操作性的配套方案。國際期刊的分析評論認為，中國論文數量的高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基礎研究、前沿技術和頂尖科學成果上與美國的實質性差距——剝去泡沫，中國科研在很多領域仍處于全球第二梯隊。這個判斷或許刺耳，但它指向的問題是真實的：數量的繁榮，不等于質量的崛起。

　　其次是強化圖片和數據審查。國際頂級期刊已開始引入AI輔助圖像核查系統，國內期刊和高校應加快跟進，建立強制性的原始數據存檔和開放共享制度，讓造假的技術成本大幅提升。尤其是生物醫學期刊應制定統一的圖片處理規范，并鼓勵作者共享原始圖片，提高數據透明度。

　　第三是切實保護舉報人。耿同學之所以能夠持續打假，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已經退出了學術圈，沒有什么可失去的。但他最終也因安全顧慮被迫收手，這說明即便是體制外的舉報者，也面臨現實威脅。建立切實可行的匿名舉報機制和舉報人保護制度，是激活內部監督的前提，也是讓更多“體制內耿同學”敢于發聲的基礎保障。

　　第四是引入獨立的第三方調查機制。高校自查自糾的模式存在天然的利益沖突，應探索由獨立學術機構或跨校委員會承擔調查職能，提高調查結論的公信力。此次事件的一個重要啟示，正是數字平臺和公民科學監督者在推動學術透明化方面的新興力量——這種力量不應被視為威脅，而應被納入制度設計，成為正式監督體系的有益補充。

　　結語

▲ 《南華早報》(左)與《亞洲經濟日報》(右)對“耿同學”打假事件的報道

　　耿同學的走紅，是一個時代的癥候。它說明，當體制內的監督機制長期失靈，社會自發的力量就會以某種方式填補這個空缺——有時候是一個退學博士，有時候是一條微博，有時候是一篇境外媒體的調查報道。

　　這種“體制外打假”的方式固然有其價值，但它的局限性同樣明顯：它依賴個人的勇氣和精力，覆蓋面有限，且容易引發“選擇性曝光”的質疑。耿同學自己也說，他只審查了約十分之一的“杰青”獲得者，就已經發現了一個“大豐收”。 這句話與其說是自我炫耀，不如說是一聲警告：我們看到的，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角。

　　真正的學術誠信，不能建立在偶發的英雄主義上，而必須依托一套能夠持續運轉的制度機制。一個健康的學術生態，應該讓造假者無處遁形，而不是讓打假者無路可走。這才是耿同學事件留給我們最重要的問題，也是國內學術界必須正視的一道長期考題。

　　主要參考資料：

　　1. 人民網“人民銳評”：《科研容不得半點虛假，“帽子”更不是“護身符”》，2026年6月6日

　　2. 人民網“人民銳評”：《“耿同學講故事”講出學術監督體系的短板》，2026年5月27日

　　3. 科技部：《科技部會同有關部門部署開展學術不端撤稿論文專項整治行動》，科技部官網，2025年11月26日

　　4. 陳婧嫣、薛瀾：《學術不端為何屢禁不止?——基于中國科研活動的證據》，《科學學研究》2025年第5期

　　5. 張維等：《生物醫學論文典型學術造假圖片辨析及防范措施探討》，《編輯學報》2021年第3期

　　6. 莫甲鳳、楊雯：《學術打假何以成為國家行動——基于多源流理論的分析》，《現代大學教育》2022年第5期

　　7. 劉普等：《我國學術不端問題的現狀與治理路徑——基于媒體報道的64起學術不端典型案例的分析》，《中國科學基金》2018年第6期。

　　8. 趙延東、鄧大勝：《科技工作者如何看學術不端行為——問卷調查的結果》，《科研管理》2012年第8期

　　9. 楊美琴：《醫學編輯如何應對醫學論文造假新現象》，《編輯學報》2018年第5期

　　10. 科技部：《107篇中國論文被撤稿事件調查處理情況通報》，科技部官網，2017年6月14日;另見《北京晚報》，2017年7月28日

　　11. Chao Kong: Will string of science scandals ruin century-old journal Nature's reputation in Chin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22, 2026

　　12. Bang Jeil: "I Will Give Them a Chance for Self-Examination": Chinese Scientific Community Shaken by Influencer's Preemptive Whistleblowing, The Asia Business Daily, May 19,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