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殘疾人’到‘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人’，這不只是術語的改變，它反映了四十年來我們教育理念的根本進步。”

　　2025年11月13日，在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特殊教育學院主辦、思克萊德大學教育學院協辦的“融合·智賦：第三屆特殊教育高質量發展國際會議”開幕式上，新中國高等特殊教育學科的開拓者和奠基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樸永馨，面對臺下來自全球的特教學者，擲地有聲地說道。他的聲音平靜而篤定，勾勒出一條中國特殊教育從無到有、從有到優的發展軌跡。在他身后，本次會議的主題“融合·智賦”點明了這場變革在數字化時代的新坐標。

　　會議聚焦人工智能、教育神經科學、融合教育環境等前沿議題，來自中國、英國、美國、新加坡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學者齊聚北京師范大學，共話特殊教育的前沿發展。在這里，過去與當下、中國與西方、技術與人文，正在尋找著最佳的結合點。

理念之變——從“隔離保護”到“融合賦能”

　　從“無人區”到“百校爭鳴”：一段拓荒史

　　“自1986年新中國建立第一個特殊教育專業以來，如今全國已有約100多所高校開設特殊教育專業，形成了覆蓋本科、研究生、碩士乃至博士后的完整人才培養體系。特殊教育學校數量也從最初的幾十所增長至2000多所，培養的師資在各地特教崗位上發揮著核心作用。”在接受中國教育在線采訪時，樸永馨深情地說道。

　　然而，成績背后仍潛藏著多重挑戰。樸永馨指出，如何將數字時代的新技術有效應用于特殊教育實踐，如何在借鑒國外經驗時堅守中國特色，以及民族地區特教師資流失等問題，仍需持續探索與破解。

　　作為新中國首批公派至蘇聯學習特殊教育的學者，樸永馨的經歷本身就是一部中外特教交流史。他深知“借鑒”與“照搬”的天壤之別。“我們在借鑒國外經驗時，曾出現過全盤否定或過度西化的情況。如何在吸收國外經驗的同時保持中國特色，是需要持續關注的問題。”樸永馨說。

　　“中國特色特殊教育首先體現在對特殊人群的認識和態度上。”他表示，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待特殊人群，不將他們視為殘廢、社會渣子或單純的救濟對象，而是認為他們和普通人一樣，擁有平等的權利，只是存在差異。“這是教育的根本，也是特殊教育發展的重要前提。”

　　“此外，中國特色特殊教育要結合中國實際情況解決問題。”他說，“中國有56個民族，我們的民族地區特殊教育發展是其他國家未曾面對的課題。我們必須積極探索適合民族地區的特殊教育發展路徑，比如鼓勵畢業生到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區從事特教工作，融入并了解當地的實際情況與風土人情，助力民族地區特殊教育事業的發展。”

　　這種“平等觀”“差異觀”而非“缺陷觀”，是融合教育的哲學基石。然而，理念的落地，遠比概念的提出更為復雜。

　　融合之難：被“問題行為”困擾的普通教室

　　“融合教育是全球特殊教育的主流趨勢，也是實現教育公平的關鍵路徑。”中國教育學會常務副會長李天順在會議致辭中強調。

　　融合教育的核心要義，是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與普通兒童共同學習、生活，在日常相處中消除隔閡，實現真正的社會融合。

　　作為本次會議主辦方代表，北京師范大學特殊教育學院院長程黎教授詳細闡釋了“融合”的深層內涵：“‘融合’包含三重核心要義，同時還涉及家校社協同及特殊群體全覆蓋的延伸意義。”程黎表示，第一重是物理環境融合，普通兒童與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在同一空間共同學習，目前我國很多學校隨班就讀的形式已基本實現這一目標；第二重是教學過程融合，教師需提供兼顧兩類兒童的教學支持與個別化方案，通過教學設計促進課堂中的交流互動。部分學校已通過“資源教師”和普通教育教師的協同等形式在推進，但仍需進一步優化；第三重是心理層面融合，即兩類兒童相互接納、彼此認同成為朋友。

　　而在普通學校的實際場景中，部分特殊兒童可能出現隨意走動、大喊大叫、影響班級秩序、無法跟上課程進度等問題，容易引發其他學生和家長的不滿，也給教師的教學與班級管理帶來挑戰，成為融合教育落地的現實阻礙。

　　怎么辦？這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中國式難題。

　　北京師范大學特殊教育學院教授王雁的回答冷靜而專業：“不能簡單將其視為調皮搗蛋或無法適應，進而貼上‘不合適’的標簽。”她指出，這背后有復雜的成因，但從孩子的長遠發展考量，融合勢在必行。

　　她的解決方案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專業力量介入評估、制定個性化教育方案，加強融合教育師資培訓，推進課程改革與重構，強化家校溝通，爭取其他家長的理解與支持等。

　　這精準地戳中了融合教育落地的痛點——它不僅是將孩子“物理性”地安置在普通教室，更是對整個教育生態系統，包括教師、學生、家長、社會觀念乃至課程設計的重構與挑戰。

　　王雁進一步剖析了公眾認知與社會觀念的偏差：“多數公眾僅將殘疾兒童視為特殊兒童，忽視了學習障礙、情緒行為障礙等其他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兒童群體。”她介紹，國際上“特殊教育需要兒童”的概念早已擴大，而中國在政策層面，特殊兒童的界定范圍也呈現擴大趨勢。2024年，教育部遴選國家特殊教育改革實驗區，將“擴大特殊教育服務對象”作為改革任務之一，把普通學校中未納入隨班就讀的不持證學生、學習障礙學生、情緒行為障礙學生等納入服務范圍，體現了國家層面對特殊兒童認識的深化及教育公平理念的提升。

　　“‘融合’的延伸意義還體現在特殊需要群體的全覆蓋上，不僅關注障礙類或發展落后的兒童，也包括發展超常的兒童。”程黎補充道。這類兒童在普通教育環境中常處于被忽視狀態，需精準發現并提供支持性環境，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全群體融合。

　　“結合當前教育強國戰略，超常兒童的發現與培養更是拔尖創新人才早期培育的重要切入點，超常兒童和拔尖創新人才在創造力、認知和非認知發展等核心特點上存在共性，但超常兒童要成長為拔尖創新人才需天賦潛能與后天環境積極地交互作用。”程黎提出要以動態發展的理念看待超常兒童發展：既關注早期天賦表現，也重視后期潛力挖掘，持續提供高水平的實踐探索平臺；引導超常兒童將興趣與擅長相結合，避免追求“全才”誤區，聚焦特定領域深耕。

　　對于特殊兒童與普通兒童的融合發展路徑，程黎提出需在融合環境中實施分層教學，同時推行小班化協同教學模式——由普通教師與資源教師共同協作，兼顧超常兒童、普通兒童及發展落后兒童的差異化需求。

　　“推動普通學校接納特殊需求孩子，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王雁說，“首先，要明確普通學校的主體責任，讓接納特殊兒童成為普通學校的內在職責，而非額外負擔。同時，特殊教育要為普通學校提供專業支持，如派遣專門的特教教師到普通學校，為特殊需求學生提供針對性的教育和輔導，幫助普通學校解決特殊教育教學中的難題。”

　　此外，要營造良好的融合氛圍，消除對特殊需求學生的偏見與歧視，學會尊重與接納他們，營造平等、包容、互助的校園文化，讓特殊需求學生感受到關愛與溫暖。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那就是要關注特殊需求學生與課程的融合。”王雁強調，在普通學校的教學中，要根據特殊需求學生的實際情況，對課程教學進行適當調整，讓他們能夠真正參與課堂，融入學校的學習生活，避免出現‘在融合環境中被隔離’的情況。”

　　“這是一個系統工程，并不容易，但我們要去做。”王雁堅定地說。

　　全世界的同一張考卷：資源、偏見與政策的拉鋸

　　從蘇格蘭格拉斯哥來到北京的思克萊德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黛博拉·羅賓遜教授，提供了一個橫跨東西方的比較視角。她發現，盡管文化背景與教育體系迥異，但各國在融合教育領域面臨的挑戰驚人地相似。

　　“各國特教領域的挑戰高度相似，中國的課堂場景與英國、蘇格蘭的也十分相近。”她在參觀一所北京的特殊學校后感慨道。

　　她將全球共性挑戰歸結為兩大核心矛盾：資源分配與“卓越與公平”的困境。

　　“融合教育常被認為‘成本更低’，”羅賓遜點出了一個普遍誤區，“但關鍵問題在于，如果要做好，主流學校應獲得與特殊學校同等的資源投入。”而在全球經濟波動的背景下，資源投入不足的問題被進一步放大。

　　更深刻的矛盾在于“卓越”與“公平”的拉鋸。她犀利地指出，許多國家一方面希望通過PISA等國際測評體現教育“卓越性”，在全球競爭中占據優勢；另一方面，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又要求保障教育公平。“兩者存在明顯沖突。”這一矛盾，在中國這樣一個高度重視教育成就與教育公平的國家，表現得尤為突出。

破局之鑰——師資筑基、技術賦能與交流互鑒

　　誰來教？如何教？特教師資培養的挑戰

　　所有理念的落地，最終依賴于“人”。特殊教育的質量，根本上取決于師資水平。

　　王雁直言不諱地指出了當前特教師資培養的三大核心挑戰：培養目標定位模糊、專業設置跟風現象、普通學校教師融合教育素養缺失。這三個問題，分別指向了培養的“靶心”“供給”與“生態”，精準地描摹出特教師資體系從頂層設計到末端執行的斷層。

　　“針對這些問題，可從以下方面著手解決：一是明確師資培養目標，結合特教領域的實際需求和學校資源，調整培養方向，加強特殊教育知識技能與學科教育教學實踐能力的融合，使培養的人才更貼合一線實際需求；二是科學設置專業，院校開設特教相關專業需結合自身資源狀況與就業市場需求，進行充分調研，避免盲目跟風；三是加強普通學校教師融合教育素養培養，在普通教師培養過程中，增加融合教育相關課程與培訓，提升普通教師實施融合教育的能力。”王雁建議道。

　　“我們”而非“我”：構建教師的集體責任

　　針對師資難題，黛博拉·羅賓遜提出了一個心理學概念——“集體自我效能感”。她認為，這應成為融合教育背景下教師發展的基礎。

　　“這意味著教師不能將工作視為個人職責，而要形成‘集體責任’的認知。”她強調，在特殊教育與主流教育融合的過程中，加強兩類教師的合作至關重要。“我主張特殊教育教師與主流教育教師加強協作。若能進一步推動不同國家教師間的協作式專業學習，共同探討挑戰，效果會更顯著。”

　　這一觀點，與王雁提出的“整合特殊教育與主流教育的師資培訓”高度契合。它意味著，未來的教師不應再被清晰地劃分為“特教”與“普教”，而應成為掌握“面向所有學習者”能力的教育者。

　　AI的雙面刃：賦能工具與“偏見放大器”

　　本次會議的主題“智賦”，將人工智能推到了聚光燈下。程黎解釋道，“智賦”包含雙重維度：一方面是人工智能技術賦能，作為輔助手段優化特殊教育實踐；另一方面是智慧理念賦能，匯聚專業人才與先進理念，為融合教育的推進提供智力支持。與會者的態度是審慎而理性的：大家普遍認為，在技術應用方面，人工智能將與特殊教育實現更深度的融合，但技術倫理與風險防控將成為重要前提。

　　在大會主論壇上，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朱廷劭研究員分享了基于AI技術和大語言模型的非語言分析工具，用于心理健康狀態識別，為特殊需求的精準評估與干預提供了創新方案。在分論壇上，專家們還分享了孤獨癥數字診療、機器學習在神經發育障礙兒童分類中的應用、基于大語言模型的AI職業教練系統等前沿成果，展示了AI在特殊教育診斷、干預、職業支持等多個環節的應用潛力。

　　程黎進一步細化了跨學科交流帶來的具體改變。其中，人工智能的技術賦能將從環境、教師、學生三方面發力：為各類特殊需要學生構建專屬輔具與人機交互環境，提供個別化學習支持；輔助教師精準備課、適配學生需求，優化教學設計；提升學生學習體驗，助力個性化成長。

　　而多學科的認知賦能同樣關鍵——教育神經科學幫助教師理解障礙或超常天賦背后的大腦功能變化，心理行為學揭示學生行為表現的深層原因，特殊教育則提供針對性支持方法。“唯有整合這些學科知識，教師才能從神經機制、心理功能到行為表現全方位了解和理解學生，進而提供科學有效的教育支持。”程黎強調。

　　“這種AI與多學科的協同互補形成了實踐層面的良性循環：常規教育手段難以實現的目標，可通過人工智能技術補充；而技術的應用必須以多學科對學生的深度認知為基礎。”

　　“AI技術可以輔助教師教學，創造新的學習形式，但同時需要注意其可能帶來的社會偏見復制問題。”黛博拉·羅賓遜在她的主題報告中提到。“人工智能為21世紀教育帶來了范式轉變，既是機遇，也需關注其潛在風險。”她表示，“關鍵挑戰在于，人工智能可能會復制社會對兒童能力的偏見與預設，尤其針對有特殊需求的兒童。”這意味著，如果訓練數據本身包含社會固有的刻板印象，AI系統可能會強化對特殊需求兒童的低期望，形成“數字歧視”。

　　“因此，必須謹慎對待，要教會教師合理使用并引導人工智能，避免其強化社會偏見。”她說。

　　“不管如何，人工智能僅是一種工具，它無法替代教師、教學過程，更無法替代師生間的情感聯結與情感培養。”人的價值選擇、獨立思考與情感聯結，依然是技術無法逾越的防線。

　　未來，需要建立特殊教育領域AI應用的規范與標準，確保技術應用符合教育規律與兒童發展需求，真正實現“技術向善”。

未來之路——在“中國特色”與“人類共識”之間

　　作為拓荒者，樸永馨將目光投向了未來。他對年輕一代特教工作者寄予厚望，期望他們能“承擔起建設具有中國特色、順應時代發展且能為世界特殊教育做出貢獻的特殊教育體系的重任”。這既是對“文化自信”的踐行，也點明了中國特教走向世界的路徑：在平等對話中貢獻中國智慧。

　　思克萊德大學與北京師范大學的長期合作，正是這種平等對話的范例。當被問及合作的最大意義時，羅賓遜用了一個充滿人文溫度的表述：“友誼催生新認知。”

　　“北師大的同事和學生曾到訪格拉斯哥，這些經歷開闊了他們的視野，對其專業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我校教授也通過與中國教授和孩子們的交流，重新審視自身的教學內容與方式，獲得了新的思考。”她對中國特教的觀察謙遜而深刻。她贊賞中國“協作式專業學習”的成熟，并感受到“社會對教師與教育工作者的高度尊重”。在她看來，中國特教領域“發展方向清晰、行動力強，未來潛力巨大”。

　　程黎認為，國際合作對中國特殊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價值毋庸置疑：不僅能借鑒國外特殊教育的發展路徑，規避實踐誤區，更能在學術研究合作中雙向促進——既學習國外先進成果，也推動中國特殊教育研究成果的國際傳播。“通過國際交流與合作項目，拓寬教師國際視野，更新教育理念，提升專業能力。在合作中吸收國際先進理念，結合中國實踐進行創新，推動具有中國特色的特殊教育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為特殊教育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核心支撐。”

　　會議落幕，但問題依然開放：如何在“中國特色”與“人類共識”之間找到平衡？如何在擁抱技術的同時守護教育的人本價值？如何在不完美的現實中，一步步構建起真正包容的教育生態？

　　“特殊教育不僅是學科發展的關鍵領域，更是衡量國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尺。”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部長朱旭東在大會開幕式致辭中這樣說道。面對新時代的機遇與挑戰，朱部長呼吁加強多方協作，拓展學科內涵，深化課程改革，在兒童心理健康、融合教育實踐等關鍵議題上持續探索。

　　特教之“特”，不在于隔離開來的特別關照，而在于它能最極致地檢驗一個社會的公平底線、一個教育體系的包容彈性，以及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對“人之差異”的尊重與理解。

　　正如程黎教授在會議總結時所言，本次會議展示了人工智能、神經科學等前沿技術在特殊教育領域的創新應用，為全球特殊教育向著更包容、智能、高質量的方向發展注入了新動能。

　　融合與智賦，正是通往這一未來的兩條并行軌道——一條關乎公平，一條借力科技，共同推動特殊教育事業向著高質量發展的方向篤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