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產教融合發展與現代產業學院院長論壇上,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地方高校研究分會理事長屈凌波教授接受記者采訪,就地方高校為何要辦產業學院、當前縣域校企合作最突出的瓶頸、產業學院的關鍵機制等問題分享了自己的觀點。
一、厘清概念邊界:現代產業學院的邏輯起點
問:在產教融合實踐中,行業、產業、企業的概念常被混用。您如何從學術和實踐層面界定它們,并厘清它們在縣域經濟中的協同邏輯?
屈凌波:這三個概念的本質差異在于其在經濟鏈條中的層級定位。“行業”是基于技術關聯或服務對象形成的社會分工集合,比如數字媒體行業;“產業”是具有同類屬性的經濟活動集群,包含從研發到市場的完整價值鏈,像福清的電子信息產業; “企業”則是產業的微觀細胞,是技術轉化和市場創新的核心載體。通俗來講,行業提供標準與方向,產業承擔價值整合,企業完成應用轉化。在縣域層面,三者的協同需以“產業需求”為牽引,通過行業協會等中介組織將企業的分散需求整合并向高校精準傳導。地方高校在產業學院建設中應定位為“融合器”,主動嵌入產業結構,既回應技術痛點,也反哺教育體系。
二、地方高校的戰略轉型:產教融合為何成為縣域發展的關鍵路徑
問:為何地方高校,特別是縣域應用型高校,要“自找苦吃”辦產業學院?您認為當前縣域校企合作最突出的瓶頸是什么?
屈凌波:對于地方高校而言,建設產業學院不是“可選項”,而是時代賦予的“必答題”。這不僅關乎教育結構的轉型,更關乎地方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縣域作為中國經濟社會最基礎、最廣泛的運行單元,其產業結構升級、技術轉化能力和人力資源結構都亟需教育系統的深度介入,而地方高校,天然就是最具響應性的知識供給者和人才培育主體。
然而,在實際推進中,當前縣域產教融合存在兩個結構性瓶頸:第一是“期望錯位”:高校期待企業開放資源、深度協同,但企業往往質疑高校成果的實效性與轉化能力,雙方在目標和節奏上未形成真正共識;第二是“結構錯位”:相較于城市高校產教合作的系統性機制,縣域層面多依賴零散聯系,合作往往呈現 “短期化、表面化、斷裂化”的趨勢,缺乏平臺支撐與制度保障。因此,地方高校若僅停留在傳統校企對接模式,很難撬動縣域經濟的核心需求。產業學院的真正價值,是通過“嵌入式參與”,重構校企之間的能力邏輯與共贏機制。一方面,圍繞區域產業鏈與技術痛點開展問題導向型教學與科研;另一方面,構建“平臺統籌—行業引導—企業參與”的產教共同體,打破信息孤島與資源碎片。
三、重構鏈接:縣域如何與數字媒體產業形成共振
問:文科屬性的“數字媒體創意現代產業學院”,如何實現與地方產業的精準對接與生產力轉化?
屈凌波:地方優勢產業是地方高校實現教育資源轉化與產業價值共建的天然土壤。對縣域高校而言,恰恰是最大的“場景資源”與“真實課題庫”。以福清為例,制造業基礎雄厚、文旅資源獨特、跨境電商活躍,為數字媒體等應用型文科專業提供了豐富的實踐接口與創意轉化空間。
“數媒產業學院”作為“賦能型”產業學院的代表,其獨特價值不在于制造產品,而在于釋放創意生產力、重塑傳播結構、構建內容驅動型協同路徑。這一定位天然適配縣域經濟中的關鍵 “非物質環節”——品牌重構、文化轉譯、內容營銷、消費體驗。
例如:在制造業領域,數字內容可以賦能產品展示、交互設計、虛擬運營場景等;在文旅產業中,可以借助影像敘事、數字導覽、 IP 孵化構建新型消費體驗;在跨境電商領域,則可通過直播運營、視覺包裝、用戶溝通形成價值外溢。這些不是傳統意義上“文科人做理工活”,而是以“創意+傳播+技術”的復合能力,切入傳統產業升級的非線性環節,形成價值鏈補位與再造。這正是當前高質量發展背景下,數字文科類產業學院的重要突破口!更關鍵的是,這種對接不能停留在“項目合作”層面,而應深入到產業鏈的結構機制中——從需求共研、方案共創到流程共管、成果共用,真正實現“問題引導型教學—任務驅動型課程—成果轉化型實踐”的產教融合閉環。
四、重塑育人模式:產業學院如何實現教育與產業的雙向融合
問:產業學院培養的人才與傳統教育體系有何本質區別?如何在“教育屬性”與“產業屬性”之間實現有機融合?
屈凌波:兩者的核心差異在于“能力維度的拓展”。傳統教育以“標準化知識傳授”為中心,強調體系完整性和理論深度,其邏輯是“統一課程—統一評價—統一出口”;而賦能型產業學院則重構了這一鏈條,以“任務驅動—場景導入—動態成長”為路徑,在復雜真實的產業環境中生成學生能力的多維向度。其培養模型更強調要具備三種關鍵的能力:場景感知力——能識別地方經濟、社會、文化的具體問題;跨界融合力——能將專業知識與技術、傳播、用戶體驗融合應用;行動輸出力——能將學習成果以項目形式轉化為真實價值。
要實現教育屬性與產業屬性的深度融合,關鍵在于構建“雙螺旋協同機制”。內螺旋以課程為單元嵌入地方項目,推動教學任務崗位化;外螺旋引入產業標準、技術流程、市場反饋,倒逼教學改革,完成從“課堂知識”到“崗位經驗”的結構躍遷。這不僅讓學生在學中做、在做中學,也促使學校不斷更新課程內容、教學手段與評價機制,從而實現教育系統對區域發展需求的即時響應與長效服務。
五、產教融合的最大公約數:如何激發校企合作的內生動力
問:您多次提到產教融合需要找到校企“最大公約數”,這個“公約數”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屈凌波:“最大公約數”是產教融合持續推進的關鍵,在我看來,真正有效的產業學院建設,必須立足于校企雙方“價值共生”的三個交匯點上:戰略共識、利益共創與風險共擔。
首先是“戰略需共識”。企業希望通過人才預熱和場景孵化提升核心競爭力,高校則希望借助真實場景優化教學設計、提升課程含金量。這要求雙方在前期達成共識,共研課程結構,共建實踐任務,確保“產教同頻”;其次是“利益要共創”。校企合作不能只是一方輸出、一方受益。應建立機制化的成果歸屬與價值分配規則,讓企業愿意投入、高校敢于創新,師生參與也能獲得正向激勵。只有真正讓“知識與技術轉化為可見的價值”,才能增強雙方的合作粘性;最后是“風險得共擔”。尤其是在縣域場景下,企業規模小、容錯空間有限,更需要通過輕量化、模塊化的合作機制來降低門檻。例如,以任務包、工作坊、階段項目為單位,實現“小周期、低風險、高反饋”的合作方式,讓更多企業愿意試、敢于用。
歸根結底,產業學院要跳出“企業出題—學校答題”的線性邏輯,轉向“共研命題—協同育人”的系統協作。這個“最大公約數”,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在明確目標一致性、收益可分配性、責任可共擔性的三重機制中具象化。只有找準了“最大公約數”,合作才能從被動走向主動,從階段走向常態。
六、從個體傳授到系統共育:縣域如何搭建產教融合平臺
問:“企業學院”與“產業學院”的本質區別是什么?平臺機制在縣域產教融合中為何至關重要?
屈凌波:這是對產業學院運行機制與治理結構的根本性理解問題,搞不清楚這個定位,很多地方高校就容易“走偏”。“企業學院”的核心功能,是服務于某一家企業的人才儲備和崗位適配,往往體現為定向培訓、訂單式教學,其組織模式是單點對接、任務導向、封閉運行。而“產業學院”則面向的是一個行業、一個區域產業生態,承擔的是更高維度的組織與協調功能,其目標是培育創新生態、促進結構重組、推動能力共建。所以,產業學院的本質不是“做某一家的事”,而是搭一個多方共建、資源共享、需求聚合的系統平臺。
這種平臺機制至少應包含三個核心維度:一是樞紐功能,比如借助工商聯、行業協會等地方中介組織,搭建產業協同平臺。就像你們數字媒體產業學院,就完全可以聯合當地工商聯、美食協會等,搭建“縣域文創+直播電商”賦能平臺,為小微企業提供短視頻內容服務與品牌支持;二是資源分層,針對縣域企業結構分散、能力不均的實際情況,可以建立“項目包+學生團隊+企業工坊”的組合機制,既服務龍頭企業技術升級,也服務小微企業品牌傳播,形成多層次人才供給與內容共創體系;三是虛實融合,要結合線上系統(發布需求、組織項目、反饋成果),也要有線下空間(直播教室、設計工坊、實訓基地等),這樣才能形成產教協同的完整鏈條。
平臺運行最終要落腳在人才協同培養機制上,需要體現在課程與項目的組織方式中。你們“賦能型”數字媒體產業學院,就應成為推動內容價值轉化、激活地方品牌創新、支撐小微企業傳播能力提升的中樞節點。這個中樞,不靠一個課題或一次合作構建,而是要靠機制性的平臺,把校內外、線上線下、教學與實戰聯結成一個真正的“共建體”。
七、破解‘最后一公里’:產業學院如何助力學生直通崗位
問:如何破解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之間的“最后一公里”,產業學院的關鍵機制在哪里?
屈凌波:關鍵在于構建“需求驅動的閉環體系”。首先是專業結構的動態匹配。產業學院要根據區域經濟發展變化,定期對專業方向進行微調,形成“主干專業+方向模塊”的結構性響應機制。以你們數字媒體產業學院為例,就可結合福清當地的跨境貿易、食品加工、文旅業態,設置“短視頻品牌設計”“數字導覽開發”“視覺內容運營”等方向模塊;其次是教學過程的項目化重構。課程不再只是知識傳授單元,而應轉化為真實問題的解決單元。學生在課堂上不應只是“聽課者”,而是“任務執行者” “方案提出者”;再者是能力導向的評價體系。傳統考核偏重筆試與理論,難以衡量學生的實戰能力。可以基于崗位能力模型,構建“模塊+考核+認證”的微證書體系,圍繞項目執行、技術操作、團隊協同、創意輸出等維度設置可評估標準,提升學生能力的可視化與可遷移性。
此外,還要特別強調“梯度化實踐路徑”的系統安排,比如大一大二夯實理論基礎,大三起分階段參與企業任務,大四聚焦完整項目輸出,實現“課程—崗位—項目—就業”的貫通式銜接。唯有將人才培養全過程嵌入區域產業鏈條,才能真正實現“學生在學中就業、企業在用中育人”的雙向賦能。
屈凌波教授最后表示,對于學生而言,高校只是人生旅途中的一段,卻可能托舉起奔赴未來的力量。產業學院的價值,不止在于教授技能,更是為普通學生搭建鏈接社會的橋梁,賦予其走 向未來的能力與信心。特別是在縣域語境中,產業學院既是教育變革的實踐場,也是區域經濟提質增效的突破口。當高校的“人才紅利”轉化為企業的“創新活力”,當學生的“職業理想”融入地方的“發展藍圖”,教育強國的根基,才能真正深植于廣袤 的縣域土壤之中,孕育出具有持續生命力的地方高等教育新范式。這正是“賦能型產業學院”所承載的系統使命與現實意義。(采訪人:福建技術師范學院藝術傳媒學院副院長教授/高級記者 趙舟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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