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山西太原萬柏林小學“無薪招聘跟崗教師”引起輿論普遍的憤慨和討伐。這所小學面向社會招聘跟崗教師,工作內容包括“備課、磨課、批改作業,班級管理,課后服務、校園活動”等等,而且明確標注“無薪酬,食宿自理”,也就是說,除上課外,正式老師需要做的工作都需要做,但需要自帶干糧“0元購”。唯一可能獲得回報的是:如有崗位空缺,可擇優簽勞務派遣,月薪1900元。
據網上信息披露,這并非這個學校首次這個干,以前也多次發布過類似招聘信息。
澎湃發評論激烈抨擊:哪來的權力和自信?
這所學校的“底氣”,顯然來自當下艱難的就業形勢。
2026年大學畢業生1270萬,如果加上回國求職的留學生,規模可能超過1300萬。這是一個什么概念?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就業目標是1200萬以上。2025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267萬人,當年大學畢業生1222萬,也就意味著大學畢業生已經占據新增就業的95%以上。解決了大學生的就業問題,就等于基本解決了中國的就業問題。

伴隨K字型經濟發展,崗位需求增長有限。
2026年我們的經濟繼續保持了穩步的增長,但產業發展呈現了明顯的K字型發展。比如2026年前三季度,我國貨物出口保持較快增長,但不同行業、不同產品的出口表現明顯分化。按人民幣計,機電產品出口同比增長23.7%,其中集成電路出口增長99.1%;同期紡織服裝出口僅增長0.8%。也就是說,增長快的產業,往往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甚至是高度自動化的無人工廠,產值增長并不意味著就業崗位同比例增長;而那些需要大量勞動力的傳統產業,增長卻相對緩慢。
最近20年,在勞動力成本增長,貿易摩擦的影響下,我國低端制造業已經先后出現三次規模化轉移。今年上半年,越南替代中國成為美國第一順差國,同時中國對美出口占比已經從2018年的20.2%降至7.2%,退居第四。伴隨低端制造業向東南亞轉移,一部分就業崗位,已經隨著產業轉移到了海外,而不是向我國中西部轉移。
當然,還有人工智能的快速替代。
人工智能與過去的互聯網技術有一個重要不同:它不僅創造新的崗位,也直接替代大量重復性、標準化的腦力勞動。年初伴隨視頻技術的發展,影視行業就遭遇了一次毀滅性打擊。日前國務院發文明確要求減緩人工智能應用對勞動力的替代。
伴隨高等教育普及化快速發展,幾乎年年都是“史上最難就業季”。
2023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16—24歲城鎮青年調查失業率一度達到21.3%。此后統計口徑調整為不含在校生,2026年8月這一數據仍達到18.9%。
具體到教師崗位,還有一個更加嚴峻的因素:新生兒數量斷崖式下降。
2016年新生兒在二孩政策刺激下達到1786萬,但此后8年大幅下跌,2025年跌至792萬,與2016年相比跌去了56%。

這意味著什么?
學校與教師的需求在大幅下降,幼兒園已經在成批關閉,接著是小學,然后是中學。當然,人口流入地區、部分學科仍然存在教師缺口,但總體上教師崗位需求收縮已經是無法回避的現實。
與此同時,地方財政壓力較大。即便學校存在臨時性用人需求,地方政府也未必愿意增加編制,只能通過合同制、勞務派遣等方式解決。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一所小學敢提出如此荒唐的招聘條件。
此前就出現過類似的付費實習現象。
日前,媒體集中報道了“付費實習”現象。伴隨就業競爭加劇,除了學歷,實習經歷,尤其是知名企業和機構的實習經歷,成為求職的重要背書。于是,一些中介做起了付費實習的生意。過去是企業付錢請學生實習,現在卻變成學生付錢購買實習機會。
付費實習與無薪招聘跟崗教師,可以說是異曲同工。
當一個就業機會、一段工作經歷都變成稀缺資源時,求職者的議價能力就會不斷下降,甚至出現倒貼錢、免費勞動爭取就業機會的荒唐現象。
需求疲弱、就業競爭激烈,是這種現象出現的深層原因。但從無薪招聘還要求本科以上學歷來看,我們也必須正視另一個問題:部分領域的大學畢業生供給,是否已經超過了社會實際需求?
尤其考慮到人工智能對重復性、低層次腦力勞動的規模化替代,這一矛盾未來可能更加突出。
高等教育普及化當然是巨大進步,但大學生越來越多,學歷層次越來越高,也必然帶來更高的就業期望。問題是,我們的產業結構和崗位供給,能否滿足這些期望?
當一個人花了4年,7年時間拿到一個本科、碩士后,還沒有一份理想的工作,這時,家長和學生會怎么想?這也是此次無薪招聘引起輿論激烈反應的根本原因:它觸發了公眾對就業的情緒共鳴。
這和一個高中畢業,或者專科畢業沒有理想工作的心態是不同的。
就業問題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性社會問題,涉及各個方面,核心還是解決經濟發展與崗位需求,但從供給端來說,除了調整學科專業,加強適配性改革外,學歷層次也需要系統考慮,做必要的減法。
事實上,老百姓已經開始算投入產出賬了,高考各地本科頻繁補錄就是一例,研究生報名人數也已經連降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