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每日電訊日前曝光了中學生綜合素質評價的亂象：線上平臺公開售賣綜評“代填”服務，“一對一定制、全程保密、支持加急”，花幾百塊就能拿到一份“包滿意”的綜評報告，年銷量上萬份。甚至有機構推出“專利申請”“競賽規劃”等高端套餐，聲稱“可助力升學加分”。

　　看到這個新聞，我的第一反應不是震驚，而是——這有什么新鮮的？

花錢定制“素質”，出國留學圈早就玩透了

　　偽造實踐經歷、批量生產公益服務，包裝科創比賽與活動獲獎，這一套操作在出國留學行業里至少存在了二十多年。

　　美國大學重視“綜合評價”，看成績之外的東西，課外活動、科創能力、領導力，于是國內誕生了一個龐大的留學背景包裝產業。留學申請文書有人代寫，課外活動有人設計，志愿服務有機構“安排”，甚至連“創業經歷”都可以定制——交錢就能當某個公益項目的“聯合創始人”。

　　更神奇的是利用文化差異的各種國際大賽包裝。只要有錢，在洛杉磯雇傭幾個五六線演員、導演配合演出，搖身一變就能成為某個全球青少年影視大獎“金獎”獲得者。租用聯合國會場，花幾千美元勞務費雇傭幾個“大使”出席，就變成在聯合國重要會議發表演講等等。

　　于是，國內中小學推行綜合素質評價后，綜合素質評價就批量出現了商業包裝亂象，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也并非今天才有。

　　只要你用什么標準來評價，市場就會迅速產出對應的“商品”。

不是招生制度有問題，是功利文化扭曲了一切

　　很多人對以分數為核心的中高考制度口誅筆伐，似乎不唯分數，搞綜合評價就可以改變包括應試教育在內的各種問題。

　　結果綜評更是一地雞毛，作偽做假，連基本公平也無法保障。國務院給全國人大作關于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情況的報告中也談到了這一點：如何在確保公平的前提下更好地使用綜合素質評價！

　　很顯然，問題的根源不在某一種具體的招生制度，而在于功利文化本身。

　　你用分數評價，家長就拼命追分數，于是有了應試教育；你用綜合素質評價，家長就拼命“造素質”，于是有了今天的高價定制“綜評”；你把體育納入中考，家長就把體育變成應試訓練，中考體育沖刺營遍地開花——體育考試本意是讓孩子動起來，結果呢？孩子只練考試項目，考完立刻又不動了。

　　無論你換什么評價方式，功利都會像水一樣滲透進去，找到每一條縫隙。

　　同樣文化背景的韓國面臨與中國幾乎一模一樣的教育問題：韓國的課外補習支出連年創新高，2024年已超過27萬億韓元，首爾大峙洞的補習街規模堪比一座小城。

　　也因此，中國人到了美國、英國、加拿大還是這一套打法：學而思很早就在舊金山設立學校，紐約法拉盛的華人補習班近年大幅增長，當地媒體甚至專門報道“中國式補習文化正在改變社區面貌”。原因就是中國人多了。

　　伴隨華人走遍全世界的培訓班與應試訓練的興盛，說明了一個被很多人忽視的事實：“應試教育”興盛，學習負擔的沉重，根子不在考試制度上，而在我們對孩子教育的重視以及功利應對上。

　　不是因為有了中高考才有應試教育，而是因為功利算計的存在，任何一種評價方式都會被應試化。你取消中高考，換成綜合評價，綜合素質就會出現應試化，功利應對不會消失，只會換一個出口。

　　所以，中高考制度的確存在唯分數的問題，但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中高考制度身上，動輒就要改革，似乎一改就靈，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就如當下推行綜合素質評價帶來的一地雞毛一樣。

　　對比綜合評價，中高考至少有一個優點：相對公平。一張卷子面前，不看你家有沒有錢請中介包裝“素質”。一旦引入大量主觀評價，“綜合素質”反而給了有資源的家庭更多操作空間，最終受傷的是那些沒有資源的普通家庭的孩子。

教育改革要實事求是，不能理想化

　　功利文化，不是一朝一夕能解決的。中國社會的功利文化有其深刻的歷史和現實根源，綿延數千年。這不是道德問題，是生存邏輯。指望通過道德教化、輿論呼吁來消除功利，是不現實的。喊一百遍“讓教育回歸育人本質”，也改變不了家長看到“綜評與升學掛鉤”時的第一反應。

　　既然功利文化短期內改變不了，那政策制定與各種改革就必須正視它的存在，而不是假裝它不存在，只講理論正確，只講應該。

　　這些年我們的一些教育改革，尤其是基礎教育的改革，頻繁出現糾偏。原因雖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個毛病反復出現：理想化，只講應該。你不能假設所有家長都有正確的教育觀，不能假設所有學生都會主動追求全面發展，更不能默認大家不功利，不鉆空子。

　　好的制度設計，是實事求是，基于我們的國情文化基礎，找到一個現實可行的妥協方案——雖然不完美，但卻是最實用的，既推動改革方向，又不給功利留下太大的操作空間，最大程度減少改革成本。

　　綜合素質評價改革的教訓再次證明：理想很重要，但如果脫離了對現實的清醒認識，尤其是功利文化的現實，再好的理想也只會被功利消解，最終傷害的恰恰是改革本身的公信力。